五代十国诗坛概说

      五代十国文学最有成就的虽是词，而当时最受重视的却是诗。五代十国诗坛总体状况前不及唐、后不如宋虽是无容置疑的定论，如若以词掩诗，以为当时的诗界冷落沉寂，了无生机，全无可称，却又远非事实。此期诗坛是以过渡时期多中心状态，存在于风貌迥异的唐、宋两大诗歌高峰之间的，它既是唐音转为宋调的载体，又属历代地方诗苑中的强宗。仅就这特殊的诗史和地域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论，考察明辨其基本面目无疑至关重要。

      一

      在曲词兴盛的五代十国，诗歌一体始终未曾丧失其显要地位，文人们一般仍是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注于诗的创作与研讨。当时作诗达千首者仅见诸载记的就有韦庄、韩偓、郑谷、左偃、李从荣以及诗僧齐己、尚颜、可朋、可準等多人，王仁裕、徐夤平生作诗满万首，蜀人呼仁裕为“诗窖子”（《十国春秋》本传）。这等数量，无疑差可与唐、宋大家相侔并匹。尽管由于割据、战乱等诸多原因，此期不少诗人隐没不显，大量诗作焚劫散佚，清人李调元编《全五代诗》仍得近600家诗7200多首，不过此集收诗时限未严，今汰去其间实属唐、宋的诗人诗作，再增入今人陈尚君《全唐诗续拾》等所辑的五代十国诗，总数至有700多家诗近8000首。其实在《全唐诗》、《全宋诗》诸书中当调整移入五代十国者也还有一些。与唐代300年间所存3200余家诗53000多首相较，这短短的70余年所存亦相当可观，如若与同期的词作相比，诗之数量竟十倍于词。更何况大量事实表明，这一时期诗歌失传的比重较唐要大得多，荆南孙光宪今存诗1首而原有集多种，今不见一诗传留的南唐冯延巳少喜为诗，“且老不废”，从中不难得知五代人作诗热情高涨。

      此期的诗歌创作以普遍性挞群众性显示特征。不仅大批文人以诗名世，即使以销词擅场者，以辞赋拔萃者，以骈散著称者，以小说名家者，也几乎无不兼为诗人。究其成份，也相当复杂，既有唐朝遗士，更有新朝英秀，既有宫廷君臣和地方官吏，更有大批僧人道徒和隐人处士等，闺阁女性也为数不少。汉人而外，波斯人前蜀宾贡李珣和沙陀人后唐庄宗李存勖、秦王李从荣等少数民族文人也嗜作汉语诗。其所涉及的地域，较同期词人要广泛得多。五代诗人中没有一流大家，甚至二流诗人也属罕见，不过韦庄、韩偓、罗隐、杜荀鹤、郑谷、王贞白、张、黄滔、徐夤、和凝、欧阳炯、徐仲雅、孟宾于、沈彬、李建勋、徐铉以及花蕊夫人徐氏等多人，都堪称五代名家。因此，就连颇喜讥讽前朝的宋太祖赵匡胤也不得不承认：“五代干戈之际，犹有诗人”，以致自愧皇宋不逮（《古今诗话》）。然而更显特点的是，随着文化的下移和诗歌的日趋俚俗，此期伶人、歌妓、兵卒、渔人、工匠等广大民众能诗者几乎无处不在，他们的积极参与，有力促成了诗歌的新变。其间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僧道诗人，总计五代十国能诗道人40多家，诗僧多至150余家，所占总数四分之一的比重大大超过唐代。僧人齐己、贯休和道士杜光庭、陈抟在僧道诗发展史上都占据显要地位。他们的创作及其在诗界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五代诗有别于唐的风貌。

      五代文人尤其倾重“以立言为功业”，著书立说、编集制序者大有人在。据《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等多种公私书目所著录，五代十国文人有诗文集者不下200家。贯休、和凝、徐夤诸人集都曾刻版印刷，流播广泛。荆南孙光宪编序齐己《白莲集》，南唐孟宾于编序李中《碧云集》，徐铉为后主李煜、文献太子弘冀和江文蔚、成彦雄、刘吉等多人集作序，积极宣扬自己的文学主张。与此同时，整理、编选前代诗文集也得到应有重视，表明文人志士对保存前代文化成果的强烈使命感和鲜明的承唐意识。荆南孙光宪好聚书，“或自抄写，孜孜雠校，老而不废”（《宋史》本传），唯恐兵戈之际书籍散佚不传，“厚给金帛，託使者求购”，甚至因不得唐贞元中覃正夫集以“缮写流布，振彼声光”（《北梦琐言》卷五）而终生憾恨不已。五代除孙光宪曾辑《杜甫集》外，南唐张洎编序张籍《张司业诗集》和《项斯诗集》，后周王赞诸人编序方干《玄英先生诗集》等，对唐代不同时期的诗人都予以重视，尤其是唐诗诸家之精华，据笔者统计，五代人所编唐诗竟达14种之多。就闽黄滔《泉山秀句集》、吴刘松《宜阳集》和前蜀韦庄《又玄集》、南唐刘吉《江南续又玄集》诸选本不难得知，此期诗人重视诗歌的地方性和所宗有别的派系性，如就专录唐人“行卷诗”、“省试诗”或“道人诗”的选本看，还自有其目的不一的专业性特点。作为中国诗史上黄金时代的唐朝诗绩，率先从多方面予以肯定和播扬的无疑当推五代诗坛。继唐诗极盛之后，在唐人贾岛《诗格》、皎然《诗式》的直接启示下，五代诗格类著述空前大量涌现。不仅郑谷、齐己、黄损合撰今体《诗格》并“为湖海骚人所宗”（《十国春秋·黄损传》），而且郑谷自有《国风正诀》，齐己自有《风骚旨格》，加上虚中《流类手鉴》、徐夤《雅道机要》、文彧《诗格》等，五代十国此类著述仅见诸载记的就有10种以上。其出不限于一家一派、一时一地，所论也不囿于诗歌的形式、字句，还涉及到题材、内容诸方面，对诗歌创作经验、规律所作的某些探讨和总结，对此期诗歌创作起了一定导向作用。

      此期诗坛的活跃，更突出体现于不同规模、不同组合方式的诗人群体不断形成，纷纷涌现。吴越钱氏、楚之廖氏、闽之郑氏、南唐李氏、冯氏以及中原后周窦氏等家族，都数代多人能诗，素有“钱氏公族”、“郑家八虎”、“窦氏五龙”诸称，楚之廖匡图等兄弟子侄著有合集《廖氏家集》，其诗深受宋初柳开诸人的重视，吴越钱镠一族善诗者计有四代十余人之多，祖孙唱和，诗作颇丰，不仅形成自家门风，也成为影响一方的吴越诗坛的核心。吴中李建勋、孙鲂、沈彬诸人则结有“诗社”组织，彼此同游宴集、论诗唱酬，活动相当频繁。其实就《闽书》所载，泉州僧人法辉“禅余颇以诗自娱，与吕缙叔、石声叔、陈原道、释居亿、居全为同社”，如此之类也当属诗社性质，上承唐人皎然湖州诗社，下开宋代结社之风。拜师学诗和彼此论诗是五代诗坛的时尚，这种现象的促成虽以追风贾、姚者之力居多，却又不限于苦吟派诗人，虚中、熊皎、孟贯往庐山从陈沆学诗，齐己、孙鲂、黄损往宜春从郑谷学诗，均在诗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诗史上所称道的“一字师”也因之多出于五代，其间郑谷为齐己的“一字师”尤为后世文人称道、效法，从一个方面体现出诗人创作态度的严肃。齐己、郑谷、孙鲂、沈彬和李建勋、孙光宪等都喜评诗，齐己尤以苦心诗艺自任，在与他有诗交的百余辈中请其裁诗、序集者甚夥，孙光宪由蜀入荆的原则因之一即与齐己“新题共把论”，“赜大士之旨归”（《白莲集序》）。与此相关，五代诗坛唱酬之风极为盛行。此举不限于宗白一派，却又以宗白诗人为主，主要受元白、皮陆唱和的影响，五代出现了多个颇有势力的唱和群体，后唐秦王李从荣与幕客高辇辈唱和，楚徐仲雅与湖湘诗人、闽黄滔与翁承賛和徐夤等闽瓯诗人、南唐二主与徐铉等朝中大臣等都曾结有唱和诗集并制序鼓吹，致使此风益盛。主要由于诗人的群落化，师徒承传、此唱彼和而又创作追求不一、诗彩纷呈，从而形成不为地域疆界所囿而又相对集中的宗白和追风贾、姚等不同诗歌流派，也为不同诗风的交融新变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