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揭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先秦小说存在形式的几个共同特点，即驳杂性、衍化性和琐屑性，并进而以孔子、庄子学派小说观念入手，比较他们的异同，探讨在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下，诸子的文学、哲学、政治观念和小说形式的有机联系及相互的渗透和影响。 关键词 先秦小说 驳杂衍化 琐屑 观念 诸子 在先秦文化典籍中，已存在着一些被后人视为小说或是类似后世小说的文学作品。受着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和史传杂记的孕育，这一时期今能见其存书或佚文的小说著作，便有三种。如以“诸国卜梦妖怪相书（《晋书·束皙传》）为内容的《琐语》，元末明初的杨维桢即视之为古代早期小说的代表[1]；“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的《山海经》，清代纪昀认为是“小说之最古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述“周穆王游行之事”（晋·荀勖《穆天子传序》）的《穆天浊丛》，明代胡应麟推尊之“颇为小说滥觞”（《少室山房笔丛·三坟补逸下》）。小说之作在先秦时期的实际存邻，不仅能从这三部著作得到证明，而且在《庄子》、《孟子》、《韩非子》、《列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等诸子杂著中，也间有一些产生于想像和虚构、颇富形象性和情节性的精彩片断，其中不少篇什艺术之成熟，即使置身于后之典型的笔记小说中亦毫无愧色。 但是，作为古代小说的初级形态，先秦小说，无论是专门的小说著作，还是诸子中的单篇作品，其存在形式均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即驳杂性、衍化性和琐屑性。 所谓驳杂性，是指小说与其他文体并存。在小说著作中，虽以类似小说的传说故事为主，但也夹杂着历史、地理乃至自然科学的大量文献。如《山海经》便记载了有关上古历史、地理、物产、医药的丰富史科；《穆天子传》记述周王西行里程及沿途风俗，也颇多详实之处；《琐语》现存佚文中也不乏逸史杂史之作[2]。在诸子杂著中，则虽时时可见类似小说之作，但大量的是寓言、神话和政论散文。百家诸子为了增强各自著作的论辨性、说服性和可读性，调动了当时已经产生并创造着各种文学手段和文学样式以著书立说，从而在其著作中便形成了诸体兼容交杂的现象。 如果说驳杂性是就整部著作而言，衍化性便是专指单篇之作。在小说著作中，衍化性主要表现为史体向小说体的衍化，或是史体的外壳包裹着小说的内核。如《琐语》现存佚文，内容上描述的多是虚构的历史故事，或是假托历史的虚构故事，体例、手法则仍然多用史传化的记叙手段；《山海经》则以历史地理书的形式出现，具体篇目姑且不论，书以“经”名[3]，体分“山”、“水”，便都反映了这一点；《穆天子传》记述事件多标日期、里数，类似后之史书编年体起居注。然而，这些小说虽在形式上尚未能完全蜕尽史著的胎记，但“实则恍惚无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穆天子传》）。今天看来，旧时史书如《隋志》、《旧唐志》等，多归《琐语》入史部杂史类，归《山海经》入史部地理类，归《穆天子传》入史部起居注类，虽是不无道理，却实为遗神取貌之举。衍化性在诸子杂著中主要表现为寓言体向小说体的衍变和转化。如《庄子》的《盗跖》、《孟子》的《齐人有一妻一妾》、《列子·汤问》中的扁鹊换心传说，或以形象丰满见长，或以对话精警取胜，或以情节离奇著称，但其共同之处是，显示出诸子杂著中的某些篇目，已开始了寓言向小说的衍化。这种衍化，主要表现为小说主题的独立性和写实性代替了寓言主题的寓意性和哲理性，即这些篇目所表现的主题，是由艺术描写的全部内容通过形象而独立显现的，而非作者在开头结尾所着意点出或附加的；所表现的主题直接表达作者对现实社会的种种看法，而不再是哲学概念的演绎或几无哲理意味。这类小说，在诸子杂著中虽然还不普遍，但也不是个别现象。 所谓琐屑性，是指先秦小说在形式上以短小零碎为主要特征。这一特征，由《琐语》的名称便尽显无遗了。《山海经》也是形式琐屑的典型代表，篇幅短小，记述单纯，手法简朴，内容零散，甚至鲜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流于支离性。但是，这种以琐屑为形式特征的小说文体，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却有历久不衰的命运。究其原因，一是作者喜用：短小零碎，便于信笔漫记耳闻目睹的琐言轶事；细言琐语，无需殚精竭力于情节构思和谋篇布局。二是读者乐见。琐语体小说往往信息容量较大，异闻奇事层出不穷，很合古代文人士子悠悠消闲的读书心境。 在百家争鸣、诸子辨难的历史背景下，面对这样的小说创作现实，诸子各家将会产生怎样的小说观念；各自学派的文学、哲学、政治观念和小说自身形式的驳杂性、衍化性、琐屑性，又将怎样制约着小说观念的内涵和外延呢？ 孔子学派小说观念 先秦学者的著述中，包含着或反映了某种小说观念的文献材料屈指可数，最早问世、且被后人时常征引的当为《论语·子张》所引孔子晚年弟子子夏之语：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子夏，是卜商的字，春秋战国之际卫国人。孔子死后，子夏居西河教授，曾为魏文侯之师。他所谓之“小道”，东汉郑玄注为“如今诸子书也”[4]。当是对礼乐政教之外的诸子杂学和农医百技的泛称，亦必包括小说在内。这里既肯定了包括小说或借助小说、寓言、传说等手段以传播的“小道”具有“可观”的价值和功能，又明言其不能成就远大的事业、达到宏深的境界，表明儒门弟子不屑为之，流露出对非儒家学派及其学术的低调态度。 子夏一段话，作为孔子亲传高足之语并在《论语》中得到正面引述，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或体现了孔子的学术观和文学观。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在“小说家”小序中，便将此段话置于孔子名下。所不同的是，“君子不为”写作“君子弗为”罢了。这段话与孔子学术思想的一致性，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印证，即“文学为末”和“诗可以观”。 文学为末。《论语·先进》孔子对其大弟子，按其特长和成就，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类。从其叙述顺序来看，不难知道具体各科在孔子观念中的孰重孰轻；《论语·述而》所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5]，则从教学顺序的角度，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即文学只是用于启蒙教育的[6]。故清代李中孚《四书反省录》说：“孔门以德行为本，文学为末。”在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之外，特辟文学一科，固然是重大进步，但同时毕竟也显示出孔子在人生事业的创建和人生道路的选择中，更注重其他三科。“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和“游于艺（《论语·述而》）诸说，也无不流露出把文学艺术视为“不足依据”[7]的余事。客观评述尚且如此，一旦以之评价孔子大雅之学而外的诸家杂派，则难免要得出“小道”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