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寓言述论

      中国古代寓言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在世界寓言史上也有显著地位。中国、希腊和印度被世界文坛公认为寓言的三大发祥地。

      自先秦到清末，有许多寓言作品问世并产生深刻的影响。但被今人称为“先秦寓言”的一大批作品，在当时既没有独立成篇的作品存在，也没有“寓言”这种专门文体和称谓。“先秦寓言”于先秦“诸子散文”是一种寄生关系，“先秦寓言”仅是诸子散文中进行说理论辩的例证。最早出现在《庄子·寓言》中的“寓言”一词，仅指文章语言的一种表达方式。“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释文》：“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也。”庄子所说的“寓言”，是假托别人所说的话，即寄托之言。目的是为了取得十言九信的效果。庄子并没有将“寓言”视为一种文章体裁，也没意识到“寓言”是可以发展为一种独立成篇的文章体裁。然而，《庄子》中大量“藉外论之”的“寓言”就其本身的内容及特征来看，已是今人所称谓的寓言，如《鲲鹏与斥》、《庖丁解牛》、《东施效矉》、《埳井之蛙》等等。

      纵观两千多年来的文学作品，寓言虽然客观存在，但从先秦到清末，寓言都不是以寓言的称谓出现的。《韩非子》大量的寓言被集中在《说林》和《储说》里，称之为“说”。刘向在《别录》里称“寓言”为“偶言”，认为“偶言者，作人姓名，便相与语”。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把“一鸣惊人”、“海大鱼”等寓言归进“谐隐”一类，将“愚公移山”归于“踳駮”类中，在他看来，“寓言”当为“谲譬以指事”的“隐言”。魏晋南北朝时代，人们将古印度佛教经典中的寓言翻译为“譬喻”，如《百喻经》、《杂譬喻经》、《众经撰杂譬喻》等等。唐宋及以后历代的寓言，也多被作者名之为“说”、“戒”、“言”等等。《伊索寓言》在明末传入中国时，其译本被称为《况义》。历代寓言不仅没有统一的称谓，作为独立的文学品种也为时较晚。唐以前的寓言都夹杂在散文、笔记和其它典籍之中，到柳宗元写出《三戒》，中国寓言史上才第一次出现自标篇名、独立成篇的寓言作品，而作者及时人仍未将《三戒》称之为寓言。唐代及唐以后历代寓言作品，也依然有不少融合在其他体裁的文章中。中国古代只有一部以寓言称之的书，那就是唐代张太玄的《平台百一寓言》三卷。此书在《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上都有记载，但可惜早已失传，是否为今人所谓的寓言，已无据可考。今天还能见到的最早寓言专集当属《艾子杂说》，此书被前人题为苏轼所撰。此书也未被冠以寓言之名。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古人未曾为寓言这种文学体裁统一定名，并确定其概念，这就自然影响到文人对寓言的归类结集。从先秦到清代竟没有一本断代的或跨代的寓言专集，更没有一部寓言专史或一部寓言专论。直到1917年，才出现中国古代寓言的最早选本《中国寓言（初编）》，此书为茅盾（沈德鸿）先生编辑，内容仅限秦汉时代的寓言。在中国，把历代名称繁多的寓言作品统一名为寓言，其时当不会早于本世纪初。我国第一部研究寓言的专著《中国寓言研究》（胡怀琛著），是在1930年才出版的，第一部寓言专史《中国古代寓言史》（陈蒲清先生著），则出现在本世纪80年代初。

      寓言称谓的确立及主体的定位、寓言作品的集成、寓言史的梳理、寓言理论的研究，比起寓言的产生和成熟都大大滞后，这对后世辨识、钩沉和整理古代寓言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从本世纪已整理出版的断代寓言专集和历代寓言总集来看，整理者辨识的标准不尽统一。有的认为寓言几乎包括一切文体中有寓意的作品，如把《易经》中的某些带比喻的爻辞，从《诗经》到近代诗歌中的禽言诗，史籍中带有比喻性的传说人物故事，以及带有寓意的一些传记、杂文、志怪小说、笔记小说等，都当作寓言选进专集。有的则选文过窄，将一些属于寓言的作品排斥或遗漏在外。要对历代名副其实的寓言作品进行整理编选，就应对寓言这种文学体裁的概念有一个科学的认定。《辞海》对寓言这一概念的界说是比较科学、准确的：寓言是“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是带有劝喻或讽刺的故事。其结构大多简短，主人公可以是人，可以是有生物，也可以是无生物。主题多是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小喻大，寓较深的道理于简单的故事之中。如古希腊《伊索寓言》。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寓言已经盛行，如《庄子》和《韩非子》等著作中都有不少寓言。”这个界说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寓言作品是带有劝喻或讽刺的故事，而不是一般褒贬是非善恶的故事；要求有故事，就不仅是一般的、抽象的比喻或格言、警句式的议论。

      第二，寓言故事的情节，一般都比较简单，人物关系或拟人关系也较单纯，不需要错综复杂的结构形式。

      第三，寓言故事的主人公既可是人，又可是有生物和无生物，这反映出寓言虚构性的特点。

      第四，寓言的主题（寓意）表现离不开借喻这种形式，需以故事为喻体，以寓意为本体。寓言的故事作为喻体有情节，而一般比喻没有情节。寓言故事和一般故事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有比喻寄托，后者没有。

      单独以上面哪一条去作为辨识的标准，都难准确地界定寓言，但从四个方面去衡量，就能比较客观地把握住认定寓言的标准，从而为整理和研究古代寓言提供了依据。

      中国古代寓言的遗产十分丰富，寓言的产生和发展演变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中国寓言的孕育始于何时，因其起源于民间而难以查考。寓言理论界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两种。一种意见以严北溟先生为代表，认为中国寓言萌芽于公元前11世纪的殷周之际。他认为《周易》中的某些爻辞，如“羝羊触藩”、“困石据蒺”、“窒井碎瓶”等等，“将它们看作古代哲学寓言故事的权舆，不算过份。可以说，我国古代哲学寓言故事初具雏形的时期，是在三千多年前，较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伊索寓言产生的年代，还要早过五百多年。”（《中国古代哲学寓言故事选·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另一种是以公木、陈蒲清先生为代表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寓言萌芽于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末期，将《左传》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97年）的“牵牛蹊人是田”、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的“老人结草”、昭公二二年（公元520年）的“雄鸡自断其尾”等作为中国寓言形成雏形之依据。陈蒲清先生对前一种意见持不赞成态度。他在《中国古代寓言史》（湖南出版社1983年版）中指出：“我们认为，这些爻辞还只是一种比喻，没有什么情节。前者以公羊撞在篱笆上，不能进退，比喻人们一时的艰难处境；后者连用三个堡喻，形容人们的困境。这类爻辞在《易》中并不罕妓，把它们作为寓言是不够恰当的。”他认为“老人结草”应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寓言。其理由是，宣公十五年“魏颗嫁父妾”（即“老人结草”）显然不是史实而是传说，具有较强的寓言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