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的思维方式，最为突出的就是其普遍的立象、取比特点。在彝族古代诗学的历史发展轨迹中，立象、取比作为一种形象思维长久地积淀于彝族古代诗学的理论思辩的型范之中，并孕育着类比推理与比喻论证的萌芽。在此，笔者将经籍诗学论著中典型而显明的立象、取比方法概括为“树化诗论”和人化诗论”两种形式，从中可以发现，在彝族古代诗学论者传统的认知结构、致思趋向和思维模式中，立象与取比的一端连接着艺术思维（形象思维）的体系，加一端则连接着理论思维（逻辑思维）的脉络，从而形成了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理论形态的基本特色。 一、从树根到树果——树化诗论 如果从思维模式的角度来分析彝族古代诗学范畴的派生和发展，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彝族古代诗学是以“根”这一概念作为核心而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在古代彝族诗学的发展史上，历代诗论家都一脉相承地沿用“根”这一形象化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诗学见解，其取义的原型都没有脱离树的根柢的基本象征义。 （1）“民间诗根深”——创作源泉说 在彝族经籍诗学理论中，“诗根”即指诗歌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根脉，也指诗歌的主要构成要素，或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律。“写诗要抓根，／根要诗中有；／有根诗有体，／无根诗不生。”实乍苦木也认为“有根才会深，／深而后有骨，／有骨才有肉。”布阿洪也说：“各种各样诗，／都有它的根，／有根才有主，／有主才有体／有体才生动。／主和体之分，／说来是这样。”因各家在考察诗歌规律时所选取的角度不同，“根”的具体内含也互异。但诗论家们所引出的“文根”、“诗根”“歌根”、“音根”、“书根”、“字根”、“韵根”、“主根”等以“根”为核心的概念，均取义于“树根”之根柢，从索本求源的角度阐述了诗歌的起源以及诗歌的基本问题和创作规律，从而引发出一系列诗学思考。从漏侯布哲的诗论中，我们则可以发现他的“诗根”观主要阐说的是民歌是诗的艺术源泉，主张诗人从民间中汲取艺术营养，在民歌的源头活水中洗濯自己的诗心。他明确指出“民间诗根深”，即民歌是一棵万古不枯的常青巨树，它扎根于人民的心田，展枝振叶于生活的原野，它是诗歌的源头，以其芬芳的甘露哺育了诗的成长。“诗歌属于民，／凡诗要扎根，／根在于民众，”所以诗人应向“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的民歌学习，以民间诗歌为自己的创作源泉，从中获取诗的灵感，才会使诗作更加丰美多姿。一方面，他对民歌艺术的极为推崇和热爱；在征引了一种对歌体（问答体）的诗例后指出：“这类诗歌呀，／它札根于民，／它在民间传。……／它是民众作，／它是民众创。”可见他并没有将属于“俗文学”的民歌排斥在艺术的殿堂之外。另一方面，他也强调了只有把诗根深深地扎于民间，创造出合乎民众完美要求和欣赏趣味的诗歌佳品，诗人的诗才有可能传世不朽，他进而指出“记叙体”的诗类也同样是因“根柢扎得深，／民众极欢迎。／传根既结下，／代代有传人。”“这一种诗体，／民众记得牢，／故事叙得清，／状物鲜且明。”诗歌来源于民间，又回归于民间，即诗歌的创作起点和终极目的都应是民众，这正是漏侯布哲“诗根”观的核心所在。其实在彝族古代诗学论著中，我们不难发现诗家们所征引或创作的诗篇大多洋溢着刚健清新的民歌风韵，但漏侯布哲这种明确提倡民歌艺术，强调文人诗与民歌相结合的诗学思想最为明晰，自成一家。以此我们不禁联想到汉民族诗歌史上许多伟大的诗人如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都是人民的歌手，他们的不朽之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民歌艺术的滋润和熏陶。漏侯布哲的“诗根”论说，的确是在为彝文诗歌的创作源泉开山辟径，从中也显示了难能可贵的“艺术家的勇气”。 （2）根干与枝叶——创作过程说： “主根”是指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律和基本方法。佚名在《彝诗史话》中说：“无根不成材，／无主不成线。”“诗根就象那，／人世间事情。／一切事情呀，／都要从头起，／也要从根理。／所以写诗么，／必须抓主根。”布阿洪在《彝诗例话》中也说：“古时呀古时，／古时的呗耄，／所说都有根，／流传才到今。／他们传的道，／所传都有本，／源长根柢深。／众说各有理，／都教抓主根。”可见“主根”即诗歌创作的根本纲纪和出发点。“主干”则指诗歌创作的主要过程或作品的主体结构，布阿洪指出：“每个诗作者，／都要抓主干，／有了主干后，／再来写枝叶。”布麦阿钮论故事诗的写作时也谈及：“故事也有主，／主干各有别。／人有人的名，／物有物的类，／性有性的能，／性能皆可分。／诗体有轮廓，／故事有层次。”作为诗歌规律和写诗的创作法式，“主根”和“主干”往往相提并论。漏侯布哲在论及“诗之根本”时指出：“一要抓主干，／二要抓主根。／主根和主干，／两者不能分。／如你写的诗，／你只写出主，／没有写主根，／那么你所写，／你写的诗文，／无根光有干，／干从何处生？／因为主——／主就是主干，／根就是主根；”并指出：“精美的诗篇，／美就美在色，／美就美在彩。／纵然色彩鲜，／若是没有主，／主干和主根，／二者都没有，／那么这种诗，／就不叫诗了。” 人上述“主根”、“主干”概念的提出上，还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彝族古代诗学的一个特点，这就是导源于“根”生型审美思维的树化诗论。从阿买妮起，彝族古代诗论各家，都一脉相承地以“树”为喻，运用树型结构的比拟来表述他们于诗歌创作的见解，来论述诗歌创作过程的始未。如阿买妮论诗：“你若写花卉，／写花抓住根：／有根就有干，／有干就有叶，／有叶才有花，／有花才结果，／有果才成材。”后世诗家无疑是在阿买妮论“写花”的方法上发展了她所提出的“根”与“干”的概念，如实乍苦木论诗：“说起诗歌呢，／有关人之本，／所以写诗歌，／必须抓主根。／有了根以后，／就要抓主干，／有干就有叶，／有叶就有花，／有花就有朵，／有朵就有果，／有果才有成。”漏侯布哲论诗也如此：“有了主根后，／主干便出现；／有了主干呢？／然后有枝叶；／枝叶既繁茂；／好花朵朵开，／花开花又落，／乃能结好果；／果实累累后，／才能叫丰收。”这种源根理干、因枝振叶的论述，其本身就是诗家们寓理于形、迁想妙得的产物，是诗论者对诗歌创作睿智地思索和深刻地体察的结果。所以从“主根”到“主干”是一个表征整体创作过程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