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自明万历年间（1573—1620）发端，延续了数百年的历史，是古代小说批评之主导形态，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批评形式，近年来已备受研究者注目，发表了不少论著，其实绩不容轻视。但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人们对于小说评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名家、大家，如李卓吾、金圣叹、脂砚斋、张竹坡等，而小说评点的发展态势，至今仍不甚了了。诚然，这些评点大家确乎是中国小说评点美学生命的“脊梁”，但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形态，小说评点毕竟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而非单个出色的评点家及其著作所能概言。因此，无论从宏观角度还是微观角度看，小说评点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垦的领域。对此，笔者拟就作为兴起时期的明万历年间的小说评点作一阶段性的描述。 一 我们将万历年间的小说评点作为一个阶段加以描述基于这样的考虑：万历时期是中国小说评点的源头，它对小说评点的发展产生了颇为深刻的影响，小说评点之所以能在后世的小说理论批评和小说流传中起到重要作用，乃是由万历时期小说评点的文人参与和评点的商业化所决定的。我们在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和脂砚斋等评点大家的著述中均可寻到万历时期小说评点所烙下的印迹。同时，万历时期的小说评点又是一个相对完整的阶段，一方面，评点从万历年间开始引入白话小说领域，随即就形成了一个颇为兴盛的局面，它与中国白话通俗小说的发展基本同步。如果说，万历时期是中国白话通俗小说走向兴盛的开创期，那么万历时期同样也是中国小说评点的奠基时期。同时，万历时期又是小说评点形态的定型期，它在小说评点的形态特征、宗旨目的等诸方面都趋于稳定。因此，将万历时期的小说评点作为一个阶段来加以描述一方面是为了理清此时期小说评点的基本态势，同时更重要的乃是为中国小说评点寻求其源头活水。 确切地说，小说评点在万历年间的萌兴，实则是以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为起始的。故所谓万历年间的小说评点仅有二十七、八年的历史，然而在这短短的二十余年中，小说评点却颇为兴盛，据不完全统计，此时期出版的小说评点本约20种，约占嘉靖以来出版小说的三分之一强。 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是中国小说评点史上颇为重要的年月，正是在这一时期，有两位中国小说史和小说评点史上的重要人物开始了小说活动，这就是著名文人李卓吾和著名书坊主人余象斗。万历十九年，“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笈为事。”[①]越一年，李卓吾开始了《水浒传》评点，袁小修记云：“万历壬辰（二十年，1592）夏中，李龙湖方居武昌朱邸，予往访之，正命僧常志抄写此书，逐字批点。”[②]这两位重要人物同时开始了小说活动，仿佛向我们兆示了中国小说评点的两种基本特性，这就是：以书坊主为主体的小说评点的商业性和以文人为主体的小说评点的自娱性，小说评点正是主要顺着这两种态势向前发展的。我们不妨先缕述一下万历时期小说评点的基本情况。 就现存资料而言，万历年间小说评点的最早作品是刊于万历十九年（1591）的万卷楼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该书封面有《识语》云： 是书也刻已数种，悉皆伪舛，辄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仇校，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里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 据《识语》所云，此书在校正上做了五项工作：圈点、音注、释义、考证、补注。其校正文字均为双行夹注，正文中标有的批注形式有这样数种：《释义》《补遗》《考证》《论曰》《音释》《补注》《断论》。其中《释义》《补遗》《考证》《音释》是比较单纯的注释，而《论曰》《补注》和《断论》却已颇富评论性质，如《刘玄德襄阳赴会》节，玄德与刘表论胸次抱负，“史官有诗赞曰：曹公屈指从头数，天下英雄独使君，髀肉因生犹感旧，争教寰海不三分。”《论曰》：“此言玄德不忘患难，安得不为君乎？”再如“诸葛亮博望烧屯”节，徐庶评孔明：“某乃萤火之光，他如皓月之明，庶安能比亮哉。”《补注》：“此是徐庶惑军之计也。”此类文字显已越出一般注释，带有了更多的评论成份。故此书虽未明确标出“批点”或“批注”字样，实已具备了评点的功能，只是在体例上较多呈现校注本的形态而已。 万历二十年，余象斗弃儒从商，经营世代相传的书坊业，这是一位兼小说编撰者，小说评点者和小说出版者于一身的人物。就在这一年，他首先刊行《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首次明确标出了“批评”字样，且与“全像”相并列。“全像与批评”是明万历以来小说刊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其首要目的是为了更有利于小说的流播。全书正文页面分三栏：上评、中图、下文，这是余氏刊刻小说的一个基本形态，惜此书已流至海外，难以得见。越二年，余象斗又刊刻了《水浒志传评林》，该书外部形态悉同前书，故以此为据可概见余氏评点本的一般面貌。全书正文前有《题水浒传叙》，余象斗撰，对《水浒传》予以高度评价，其曰：《水浒》“有为国之忠，有济民之义，昔人谓《春秋》者，史外传心之要典，愚则谓此传者，纪外叙事之要览也，岂可曰此非圣经，此非贤传，而可藐视之哉。”《叙》之眉栏又置《水浒辨》一文，概括了此书特色： 《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编像者十余副，全像者止一家，前像板字中差讹，其板蒙旧，惟三槐堂一副，省诗云词，不便观诵。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有不便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欲削去，恐观者言其有漏，皆记上层。 此为本书之广告语，亦可见出本书之基本特色：首先是余氏对原书作了有意的删改，这主要是文中的错讹和“不便览者”之内容；其次，余氏在原书上端添加了评语，对《水浒传》作出赏评；第三，余氏削去原书中之“失韵诗词”，但为便于观者阅读，仍将其置于“上层”，并特为标出。可见，余象斗对《水浒传》的评点乃是“改与评”二位一体的。这种在评点中删改原作的做法是否恰当，其删改又是否确切，我们姑且不论，但综观中国小说评点史，“改与评”二位一体却是中国小说评点的一个基本格局。无疑，余氏之评乃小说评点中此种格局形成的始作俑者。而这与古代小说的创作背景相关，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有很大一部分小说的成书过程有其独特性，这便是“世代累积型”创作，这些作品从一开始便非以独立的创作面貌问世，而是在流传中逐步得以修正、增删和完善。小说评点“改与评”二位一体的格局正是在小说的这一创作背景上生成的，它说明了在中国小说史上评点者也一定程度地参与了小说的创作，而这种参与使得小说评点本不仅是一种理论批评著作，同时也获得了在小说发展中的版本价值，余象斗的《水浒志传评林》即是在《水浒》流传史上简本系统中的重要版本之一。而小说评点史上一些重要著作同时也正是该小说在自身流变中的重要版本，如“容本”、“金本”《水浒》，毛宗岗本《三国演义》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