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品格是某种文学作品表现出的相对普遍、恒定的特征,中国文学研究中历来重视对文体品格的探讨。朱自清先生的《文学的标准与尺度》一文曾将中国传统文学用“儒雅”与“风流”来概括:“载道或言志的文学以‘儒雅’为标准,缘情与隐逸的文学以‘风流’为标准。有的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表现这种情志的是载道或言志,这个得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抱负,得有‘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涵养,得用‘熔经铸史’、‘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儒雅’的标准。有的人纵情于醇酒妇人,或寄情于田园山水,表现这种情志的是缘情或隐逸之风。这个得有‘妙赏’、‘深情’和‘玄心’,也得用‘含英咀华’的语言,这就是‘风流’的标准。”这种分法稍加变通同样也适用于史传与唐人小说。史传彰善惩恶、资治辅政,既属“著书者之笔”,也就偏于“儒雅”;唐人小说愉悦情性、传奇记异,既为“才子之笔”,也就偏于“风流”。 风流一词的基本涵义之一便是指有才而不拘礼法,如《晋书·王羲之传》附王献之:“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风流为一时之冠。”也指风韵、风情,放浪不羁的男女关系。如五代花蕊夫人《宫词》之七五:“年初十五最风流,新赐云鬟便上头”[①],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上云:“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唐人小说的风流样态之一就是浪漫飘逸的情怀,具体表现在:偏嗜浪漫脱俗的情爱描写,对登仙、神怪津津乐道,激赏豪侠义士的人格风范。 唐人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其中大量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唐人小说记闺阁事,绰有情致”[②],集中表现男女情爱的小说,是从唐人开始的。郭箴一先生在《中国小说史》中指出:“在唐以前,中国向无专写恋爱的小说。有之,始自唐人传奇。就是唐人所作传奇,也要算这一类最为优秀。作者大都以隽妙的铺叙,写凄惋的恋情,其事多属悲剧,故其文多哀艳动人。不似后代的佳人才子小说,其结局十九为大团圆。读毕后使人没有些儿回味可寻。”唐人有关男女情爱的小说洋洋大观,千奇百怪。有人狐恋,如《任氏传》;有人猿恋,如《孙恪》;有人鬼恋,如《李章武传》;有人仙恋,如《崔书生》;有人与生魂之恋,如《离魂记》;有人与龙女之恋,如《柳毅传》、《湘中怨解》;有梦中相恋的,如《秦梦记》;有述说私奔的,如《虬髯客传》、《昆仑奴》;有叙说私通的,如《飞烟传》、《冯燕传》;有迷恋娼伎的,如《杨娼传》、《李娃传》;有迷恋贵妃的,如《长恨歌传》;有始乱终弃的,如《莺莺传》;有薄幸负心的,如《霍小玉传》;有历经艰难终成眷属的,如《无双传》;有失而复得,破镜重圆的,如《柳氏传》;有单思成疾,终成眷属的,如《崔护》……数量极夥,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堪称唐人小说典范,创作于大历、大中之际的单篇小说大多表现情爱。小说集中较有影响的《传奇》(裴絅撰),据考近人周楞枷辑注本所收的31篇中,描写情爱故事的就有20余篇。对情爱题材的偏嗜成为唐人小说乃至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一大特点。 更重要的是,唐人情爱小说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相当高度,甚至淹没了其他主题,成为唐人小说的代称。这从后人的一些品评中也可以看出来。宋人洪迈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③],以“情事”指代其推崇备至的唐人小说。清代学者章学诚从守旧的小说观出发批评唐人小说:“唐人乃有单篇,别为传奇一类(专书一事始末,不复比类为书)。大抵情钟男女,不外离合悲欢,红拂辞杨,绣襦报郑,韩李缘通落叶,崔张情导琴心,以及明珠生还,小玉死报。凡如此类,或附合疑似,或竟托子虚,虽情态万殊,而大致略似。其始不过淫思古意,辞客寄怀,犹诗家之乐府古艳诸篇也。”[④]洪、章二人,趋舍尽殊,但在用情爱主题指代唐人小说这一点上却完全相同。至于个中原因,我们不难从社会现实、创作和接受主体,以及小说文体自身特点等方面找到答案。唐代社会符合生命的原则,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对男女之事的通脱开放也可谓空前绝后。“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⑤],英武如太宗、玄宗尚有触违礼法之事,芸芸众生,凡夫俗子们的行为就更可以想见。唐代崛起的进士阶层推波助澜,以“浮薄”闻于天下[⑥]。正如陈寅恪先生指出的:“唐代之新兴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故唐之进士一科与娼妓有密切关系”[⑦]。“枥多名马,家有妓乐”,成为士人日常生活的追求。社会现实和直接的生活体验为文人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因而当他们细细体会出男女爱悦的情绪,以写宫体诗的本领来写小说,“以诗人冶游的风度来摹写史传文章,于是产生了唐人传奇”[⑧]。唐人小说是高度的诗的创造,尽管依照正统的观点,这种缘情的文学失之于柔靡浮艳。它仍受到人们的喜爱。加之宴享、闲谈中“征异话奇”之风盛行,以及为谋求仕进而进行的“行卷”、“温卷”活动,都使这种创作很有市场。小说的“小家珍说”、“稗官野史”出身本就相应少了些限囿和要求,多了块自由的天地。情爱是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唐以前也不乏这类作品,唐人情爱小说将情爱生活描写直接推向前台,置之于现实生活中,委曲婉转、细腻生动的描写使人物声口各异,极具个性化、典型化。 两情相悦,容貌姣好是一个重要因素,唐前小说对女性容貌的描写自不必说,唐初有“万选万中”、“青钱学士”之誉的风流才子张文成所撰《游仙窟》,前后用一千余字描写女性美貌,也难免概念化。自《任氏传》以后的唐人小说,则大都不仅重视外貌举止的个性刻画,且注意写美貌在男主人公心头引起的独特感受。《李娃传》、《莺莺传》、《霍小玉传》题材相近,女主人公都艳绝一时,但小说对其描写却颇不相同。荥阳生初遇“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的李娃时,“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李娃的反应是“回眸凝睇,情甚相慕”。荥阳生再访时,李娃“整装易服而出”,“明眸皓腕,举步艳冶”,亲热地与其“叙寒燠”,李娃的活泼主动是符合她久谙情场的名妓身份的。崔莺莺出场则完全是另一种表现,在被母亲强令出来见张生时,“常服铏容,不加新饰,垂鬓接黛,双脸销红”、“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张生相问,也不应对。莺莺的美在一种被动、慵倦的姿态中表现出来,自是合于她大家闺秀娇羞、矜持的特征。《霍小玉传》则纯从人物心理感觉着笔:“小玉自堂东阁子中而出,生即拜迎,但觉一室之中,若琼林玉树,互相照耀,转盼精彩射人。”这是对女性美诗化的感受,带有深深的爱意与梦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