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体诗狭义界说质疑 自先秦、两汉以来，儒家的诗歌理论多以强调伦理教化功用为核心思想。到了隋唐之际，儒家文学观由于政治、地域等原因再次兴起高潮，梁陈宫体诗（以下简称“宫体诗”）的狭义界说也随之流行起来，并一直影响到今。实际上，宫体诗狭义界说从时间上划分主要有古代和现代两种，其倡导者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和学术地位而影响颇著，界说之实质却没有明显区别。如何界说更符合历史实际，则需要作具体深入的分析。 一、狭义界说之由来 儒家实用诗教观对宫体诗的狭义界说影响深远。孔子以诗能“兴、观、群、怨”之说尽管对诗歌的抒情性倾向有所肯定，然而，因孔子为志切救民的哲学家，而非抒写情性之文学家，其重视教化、强调功用的观念实占上风。《论语·子路》云：“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在孔子看来，《诗》的功用似乎只可以对内有助于安邦定国，对外有助于樽俎间之应对。到了汉代，《毛诗序》进一步把诗与王政教化联系起来，其“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说，既把诗推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同时又把诗与圣道王功更紧密地融为一体了。 宫体诗的狭义界说乃儒家实用文学观和南北文学观矛盾之反映。其界说的建立既与儒家诗教理论有悠久的渊源关系，而且与南北文学观、南北社会文化心态的矛盾联系紧密，故难免会产生偏激之论。早在陈代，何之元即在《梁典序》中盛赞“高祖（萧衍）生自布衣，长于弊俗，知风教之臧否，识民黎之情伪”；在《梁典·总论》中，他又称颂“太宗（萧纲）孝慈仁爱，实守文之君”，又责怪梁时文风为“文士之深病，政教之厚疵”，“雕虫小技，非关治忽，壮士不为，人君焉用”，对梁世文坛之“隳坠风典”深表惋惜，实乃儒家诗教实用观点之继承。 陇西世族李氏建立唐朝后，天下文士尽入其彀中，于是史书编辑在皇权提倡下亦极一时之盛。因秘书监魏征兼任梁、陈、齐、周、隋五史监修官，以后之《南史》、《北史》又在此基础上修成，因此，其中北人对南人的偏激文学观在对宫体诗的评价中多有体现，与儒家诗教实用观念相得益彰，对宫体诗的偏见亦一直影响至今。如 《梁书·敬帝本纪》引魏征语云：“太宗聪睿过人，神采秀发，多闻博达，富赡词藻。然文艳用寡，华而不实，体究淫丽，义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风俗。”（李延寿《南史·梁本纪》亦采用之） 《陈书·后主本纪》引魏征语云：“古人有言，‘亡国之君，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 魏征等人所撰之《隋书·文学传序》云：“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道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也。”（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亦采之） 《隋书·经籍志·集部序》云：“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阖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 上述言论多被后人引用，实则无一能跳出唐初政治家魏征的窠臼。魏征评价宫体诗，多从“文艳用寡”、“不崇教义之本”、“渐乖典则”等实用的和圣道教化的观点出发，其思想并不如文学批评家那样客观、科学，反而因其监修官的特殊身分而使宫体诗概念的界说偏执一隅，从一开始就浸透了儒家重实用的传统思想和偏激的主观情绪。 南、北文学观的矛盾，与环境和社会文化心态亦有关联。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对“北方派和南方派之主义常相反，不能调和”，颇加重视。刘师培之《南北文学不同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认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汪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言、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怀之体。”王、刘之论上承《汉书·地理志》论文之说，点明了南北文学受环境影响不同而呈现出的特征，虽有地理条件至上之嫌，倒也确实点出了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所具有的不同特色。江淹《杂拟诗·自序》曰：“五言之兴，谅非变古。但关西邺下，既以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语。”在北朝崇经述圣、尊儒抑文之际，梁代则融“隆儒雅之大成，游雕虫之小道”（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为一体，编撰出“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萧统《文选·序》）的《文选》，并明确提出了“雕虫小艺，无累大道”（沈约《武帝集·序》）的文学观念。在对“文”的解释上，南朝文论亦明显有别于北朝提倡的儒家诗教说。如萧子显之《南齐书·文学传序》即曰：“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萧绎《金楼子·立言篇》亦曰：“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如此之论，均可见“南人想象力之丰富，胜于北人远甚。”（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 即使到了唐初，此习仍相袭不绝：“邺中新体，共许音韵天成；江左诸人，咸好瑰姿艳发”之习仍未改；“北方重浊……南国轻清……递相毁誉”。（见卢照邻《南阳公集序》）在唐初强大政治力量的推动下，文坛正呈现出“已逾江南之风，渐成河朔之制”（杨炯《王勃集序》）的趋势，以北代南之势正在逐渐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