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史诗是西方的重要文学样式，用它来指称《诗经》中有关周人开国史的几首诗歌既不恰切，又易与中国诗学批评中“诗史”一语相混，故不宜采用。中国古代无史诗的原因在于，周人追忆先王功业的诗篇主要用于以史为鉴，训诫天子，没有串成长篇的必要。周人“尚用不尚艺”的文艺观、“尚德不尚力”的历史、政治观、“尚人不尚神”的宗教观，极大地限制了诗歌内容的取舍，使最富情节性的战争经过在诗歌中无法充分体现。 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有一桩公案，即关于中国古代有无史诗、史诗为什么不发达的讨论。本文就这一问题略陈管见，其间肯定有不成熟的地方，姑名之为“求解”。 一、史诗提法之不恰切 20世纪初，当中国封闭的大门被强劲的“欧风”吹开之后，中国文学开始与世界文学汇合；在与西方强大的史诗传统比较中，中国人感到不无遗憾乃至难堪。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承认中国叙事诗、史诗的发展“尚在幼稚的时代”，慨叹“以东方古文学之国，无一足与西欧匹者”。“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谈论中国史诗不发达的原因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胡适在他那部为“新文学”提供历史依据的专著《白话文学史》中，认为中国古代仅有风谣等祀神歌，而没有长篇故事诗，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很少见的现象”。 陆侃如、冯沅君作于1925—1930年间的《中国诗史》，则认为将《诗经·大雅》里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及《大明》五篇，组合起来“可成一部虽不很长而亦极堪注意的‘周的史诗’”，同时还认为《大雅》中叙写宣王朝史迹的《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等篇，“也都是史诗片断的佳构”。在此基础上他们断言：“我们常怪古代无伟大史诗，与他国诗歌发展情形不同，其实这十篇便是很重要的作品。它们的作者也许有意组成一个大规模的‘周的史诗’，不过还没有串成一个长篇。”[①] 冯、陆两先生的说法大概是出于对中国古代无史诗的辩解，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着增强民族自尊心的意义。不过遗憾的是，后来的文学史研究著作在此基础上，将冯、陆之说视为定论，不顾原说中“没有串成一个长篇”的斟酌之辞，而将《生民》等五篇直接称为“周人的史诗”，如程俊英《诗经译注》在上述五诗的“题解”中各称“这是周人史诗之一”。这就需要做一番辨析了。 史诗（Epic）又叫英雄史诗，是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样式，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严格说来，史诗至少要符合下列标准：长篇叙事体诗歌，主题崇高庄重，风格典雅，集中描写以自身行为决定整部落、民族或人类命运的英雄或近似神明的人物。传统史诗（又称“原始史诗”或“民间史诗”）往往是由作者根据本民族扩张和战争时期内民间口头流传下来的历史资料与传说加工整理而成的。古希腊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贝奥武甫》都属于这类作品。“文学史诗”或“非原始史诗”是由善于创作的文学巧匠以传统史诗为蓝本创作而成的，例如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后来成为弥尔顿《失乐园》的主要创作蓝本，而《失乐园》又成为济慈的未完成史诗《许佩里翁》，以及希莱克的史诗《四天神》、《弥顿》与《耶路撒冷》的创作蓝本。史诗被亚里士多德列在悲剧之后，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批评家则将之列于文学之首。毫无疑问，史诗是西方诗歌的最高形式，西方文艺史有一个强大而悠久的史诗传统，历代文人墨客无不以创作出一部史诗杰作为不朽之盛事。 史诗不仅在主人公、空间背景、题材等方面有共同的特征，而且在结构安排与情节筛选方面也有广为沿用的惯例：（一）叙述者首先阐明自己的论点或主旨，既而乞求神灵赋予他大展宏图的勇气，然后向神灵提出史诗的中心议题，其答案引出全诗的情节内容；（二）史诗以倒叙手法，即截取事情发展的中途紧要关头作为叙述情节的开端；（三）对主要人物作逐一介绍，详细描写各自的外形特征。 我们不厌其烦地如许说明，旨在表明史诗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相对于中华汉民族的文学传统而言，它几乎独属于西方。即使最早提出“周人史诗”的冯沅君先生，实际上也认识到了《诗经·大雅》中的诗章，因篇幅短小而无法构成史诗的规模。冯沅君1937年5月16日发表于《大公报·文艺》上的《读〈宝马〉》一文中讲到：“《诗经》里颇有几首近于史诗的篇章，……这些诗未尝不穆穆皇皇。但读起来，我们却觉得它们不够味。古英雄的面目并不曾细微而生动地被描绘出来。他们都像个影子。反过来，读Homere（荷马）的Ilidos（伊利亚特），便觉得其中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他们给我们的刺激强而深。”这或许可以视为对写作《中国诗史》时的提法的修正。 我们认为，现在通行的文学史研究著作将《生民》等篇当作“周人的史诗”，都有对冯、陆之著进行断章取义之嫌；“史诗”这一西方文学术语既不符合中国古代诗歌的实际，又容易与中国古代诗学中另一个更为广泛使用的概念“诗史”发生混淆，造成不必要的理论混乱，因此我们在论述中不宜采用。 二、中国古代无史诗的原因 不采用“史诗”这一术语来指称中国古代诗歌，并不意味着放弃以史诗为参照来研究中国诗歌。在某种程度上，《生民》等五篇与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倒颇有一些可以比较的地方： （一）内容或题材的相似。 《伊利亚特》叙写古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的一场十年战争。全诗以战争进行到第十年时阿喀琉斯的愤怒为切入点，穿插叙述了参战各部族的历史、战争原因和经过。《生民》追述周人始祖后稷的事迹，《公刘》上承《生民》，叙述周人祖先公刘带领周民由邰迁豳；《绵》则上承《公刘》，从古公亶父迁岐叙起，描写他开国奠基的功业，一直写到文王继承古公遗烈，修建宫室，平定夷狄，外结邻邦，内用贤臣，使周族日益强大；《皇矣》叙述太王开辟岐山，打退昆夷；又叙述王季继承先祖德业，传位给文王；末述文王伐崇伐密。这首诗可以看作是对《公刘》一诗内容的补充。《大明》叙述王季和太任、文王和太姒结婚以及武王伐纣的事。其中牧野之战是周对商取得最后胜利的一次大会战，诗中对周人的军威之盛、对决战之烈着墨颇多，气势雄壮。如果我们根据历史将以上五首诗的内容串接起来，的确可以清楚地看到周人发祥、壮大、克商建国的过程，其中隐含着商周争霸这一阔大的战争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