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可分为三大学派：“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这三大学派几经兴衰，各有特点，各有得失。〔（1）〕汉唐以来，“汉学”渐渐失去活力。至宋初，佛、老思想显得空前活跃，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乃至使石介惊呼道：“举中国而从佛、老。”〔（2）〕以孙复、胡瑗、石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为了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打着复古旗号，标榜王权，鼓吹道统，反对佛、道，复兴儒学；同时也从理论上批评了当时的浮靡文风，提出文章必须“述国家之安危”、“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3）〕这与唐以前依据古注治经的做法显然不同。他们的言行或呼吁，打破了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沉闷空气，成为宋代新儒学和诗文革新的先驱者。 一 从前人的一些记载和论述可以看出，“庆历以前，多尊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甫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荆公修《经义》盖本于原甫。”〔（4）〕刘敞撰《七经小传》，多出己意，与汉儒旧说不同；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则以行政手段颁于学官，“视汉儒之学若土梗”。〔（5）〕对以“五经”为代表的汉学体系进行大胆的怀疑，大有另起炉灶之势。 苏轼的《书传》，“以《胤征》为羿篡位时事，《康王之诰》为失礼，与诸儒说不同”。〔（6）〕朱熹则说：“某疑孔安国书是假，《书》序是魏晋间人作。《书》易读者皆古文，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偏记其所难而易者全不能记。”〔（7）〕 程颐的《伊川易传》，专明义理。欧阳修撰《易童子问》，辨《系辞》、《文言》、《说卦》以下皆非孔子之言，指责其是非不辨，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本非圣人之言，“其遂以为圣人之作，则又大谬矣。”〔（8）〕 对“三传”的怀疑，最引人注意的是王安石。他在《答韩求仁书》中云：“至于《春秋》，‘三传’既不足信，故于诸经尤为难知。”〔（9）〕关于《春秋》还涉及王安石的一桩公案：宋周麟之跋孙觉《春秋经解》说王安石“自知不复能出其右（指孙觉《春秋经解》一书），遂诋圣经而废之，曰：‘此断烂朝报也。’”尹知靖则认为：“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难也；废《春秋》，非其意。”〔（10）〕林希逸则彻底为王安石平冤：“废《春秋》以为断烂朝报，皆后来无忌惮者托介甫之言也。”〔（11）〕即便王安石不欲废《春秋》，但他确实说过：“三传，既不足信”的话，至少会给别人留下疑虑或采取审慎态度，如朱熹就曾说：“《春秋》义例，时亦窥其一、二大者，而终不能自信于心，故未敢措一辞。”〔（12）〕 对于《周礼》，欧阳修指出：“《周礼》，其出最后。……汉武以为渎乱不验之书，何休亦云六国阴谋之说，何也？然今考之，实有可疑者。”接着在文中对可疑处一一进行考辨。〔（13）〕苏轼认为：“《周礼》之言田赋夫家车徒之数，圣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国之大小，非圣王之制也，战国所增之文也。”并作层层辨析求证。〔（14）〕苏辙更不客气，他说：“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详于《周礼》；然以吾观之，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非周公之完书也。”以下历举《周礼》之三不可信，最后说：“三者既不可信，则凡《周礼》之诡异远于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圣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强人者也。立法以强人，此迂儒之所以乱天下也。”〔（15）〕 汉儒在为《诗经》作序、传、笺时，多有穿凿附会，曲解原文之处。唐以前，说《诗》者皆宗毛、郑，将其说视为金科玉律。至宋代，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终于打破了毛、郑的世袭领地，变死水为活水，使之面貌一新。 对汉儒《诗经》学进行大胆怀疑和批评的先锋人物是北宋时期的几位著名学者，且各有论著。欧阳修在《毛诗本义》中辨析毛、郑之误，并阐明己意。如毛、郑对《周颂·思文》篇中“贻我来牟”的传、笺，欧阳修认为“二家所据，乃臆度伪《大誓》不可知之言，其可信哉？《尔雅·释草》载《诗》者不以来牟为麦可知矣。”汉儒假托《诗序》为“圣贤之言”，苏辙则不以为然，提出质疑：“世传以为出于子夏，余窃疑之。”〔（16）〕并怀疑小序是卫宏所集录，故在《诗集传》中只取小序首句，余皆不取，并多有辨驳。此举不仅震动当时文坛，而且对后世也有影响，如《诗论》的作者程大昌，《诗集传》的作者朱熹。王安石则另起炉灶，自撰《诗经新义》，“对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17）〕。他们一反汉儒旧说，打破了“自汉以后，说《诗》皆宗毛、郑”的传统模式，推动了思辨学风的发展。 如果说北宋时期欧阳修、苏轼等在总体上向汉儒《诗经》学体系宣战，并在部分问题上打开了突破口的话，那么，南宋时期《诗经》研究的革新者，则是重新对《诗经》进行全面地梳理、考证、阐释和研究，且多有新见。郑樵认为《诗序》不是圣贤之作，而是“村野妄人所作”。他在《诗辨妄》自序中说：“《毛诗》自郑氏既笺之后，学者笃信康成；故此书专行，三家遂废。今学者只凭毛氏，且以序为子夏所作，更不敢疑议。盖事无两造之辞，则狱有偏听之惑；今作《诗辨妄》六卷，可以见其得失。”〔（18）〕书中专攻毛、郑，并采用内证、外证等方法，指出《诗序》中的谬误，证明《诗序》是伪托圣人的汉儒所为。王质本来对汉儒《诗经》学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他没有采取直接批评的方法，而是抛开《诗序》，对《诗经》进行重新梳理和铨释，用了三十年时间，撰写了《诗总闻》三十卷，“别出新裁”、“自成一家”。〔（19）〕王质撰写《诗总闻》意在破旧立新，且有一些可取之处，其功不可没。但他“务造幽深”，书中穿凿附会，主观臆断的地方亦不少，“虽不可训而终不可废”。〔（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