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到了魏晋时代，已具有富厚的沉淀和多重范式，《诗经》、汉赋、汉乐府、古诗十九首等竞为辉煌，对魏晋文学的形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楚辞对魏晋文学的架构也起过无法替省的特殊的作用。 （一）楚辞和建安风骨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多气也。”从文和质方面指出了建安诗歌特定的文化背景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因此，产生了慷慨任忘，悲愤苍凉，志深笔长的建安风骨。刘勰在这里没有言及建安的英雄豪杰们怀着忧患济世的人生理想，秉承赋诗言志的文化传统，挟楚风汉韵的强劲张力的客观事实，但事实上是存在的。首先，在建安文人集团的领袖人物三曹身上就有明显的表现。曹操的故里亳州原是楚地，那里有着浓烈的楚文化氛围。面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黑暗现实，他表现出“念之断人肠”的沉重心情和不断出现的忧从中来的苦闷以及忧思难忘的顽强意志，皆切骚人之情。曹操虽然没有屈原那样媒路不通，逐于山泽，彷徨无依的生活体验，但他救民水火的自我意识和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皆得骚人之心。悲风萧树的苦心情结，托沧海、山丘古林言志的寄托比兴手法，虎豹当路，熊罴咆吟的凄森视野，神龟腾蛇，英烈迟暮，养生以礼的心灵精神化合的物我空间结构的形成，皆似骚人本色。三曹当中，受楚辞影响较大的是曹植和曹丕。曹植虽贵为王公，但早期争权夺利的斗争失败和后期被曹丕的打击使他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表象上看从游侠走向游仙，但实质上是踏上了骚辞之路。他的《杂诗》说：“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诗歌用屈原创设的佳人为描摹对象，乃蛾眉时装。题杂以名可见他所处的环境和心情是多么复杂。潇湘洞庭，风光优美，还是古今断肠处，屈原赋诗泄愤之地。曹植落到落魄地步，完全是建安骚人，那么他效用迸发骚辞也就显得十分自然了。曹丕和他是兄弟，还是君臣关系，用世的建安精神的张扬变化为曲折的忧愤意绪，托物言志，设象抒情，年命之叹。没有壬侯傲横和汉大赋的宏夸，从表象、认识论和精神本体皆得楚辞风韵。又他的《杂诗》说： 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面对志向难以实现，国忧萦心的现实，诗人和《离骚》、《远游》表现出同样的心态：让仆夫早驾，出游远方。屈原的《远游》是被谗放流，因此远离建功立业的主战场——朝廷，带着无可奈何的伤痛、被无情剥夺的志向，向天道发问，求东皇，追西皇，形容枯槁，徘徊山泽，无力回天而抽泣呐喊。曹植的远游是不愿闲居，赴国用武，他看到的是江介悲风，淮泗急流，他要济世方舟，驰骋万里，所以明显多了慷慨之气。慷慨之气是建安人特有的情操和美学律动。由此可见，建安风骨在托物言志，悲天悯人，忧患时局，建功立业方面皆与楚辞有些相似，但对现实的主动勇敢的作用上更显得慷慨激荡和集体精神。建安风骨不是楚辞的模仿作品或形象复制，它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对时代和楚辞等历史文化的重新编织架构表现出来的美学风格和精神风貌。《赠白马王彪》是曹植的名作，在这首诗中，命意结构都深受楚辞的影响。诗写曹植和曹彪在回国途中被迫分手的悲愤情绪，心情非常沉痛。在开头的序中，他明确表示是“愤而成篇”，发愤抒情正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在诗中，诗人表现的对京师的眷恋，顾念之情，和《离骚》、《哀郢》的设境造语皆比较近似。对党人时俗的挑拨，造成君臣仇恨，兄弟分离和屈原的表现完全相近，明显看到楚骚的影响。他对景物的描写，“感物伤我怀，抚心常太息”的悲鸣，就像魏晋文士正在吟唱楚辞。忧思成疾，又与屈原的身世十分相同。挥泪上路，虚无求仙，表现的完全是骚人之情。他一再申诉，反复求情，不愿离居，这种顽强的精神和反复咏叹的形式正是骚人之路。他的《美女篇》就是魏晋的《思美人》。佳人、媒氏之喻，设语造境与楚辞如出一辙。他的《洛神赋》就是《招魂》、《神女赋》的重生。无疑，曹植深受楚辞的影响。楚辞对建安风骨的形成提供了强劲的太阳风和精神物质材料。据分别选择曹氏父子的诗、赋各两篇统计，它们的语辞的出处往往来自楚辞。比起《诗经》、《楚辞》、《汉赋》、《古诗》来，曹丕和曹植的作品受《诗经》的影响比楚辞还要小一些。曹丕贵为封建帝王，受楚辞影响如此，那么，建安风骨与楚辞的关系就不言而喻了。 （二）楚辞和魏晋文学的哲理 由于受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屈原的作品中充满着对宇宙自然和人生之美的感叹，成为屈原美感论的重要内容。《离骚》中的览四极，观四荒，《哀郢》中的流观，《远游》中的经营四荒，周流六漠，《惜誓》中的登苍天高举，历众山日远，观江河之行曲，以及《天问》中的天地、人类社会的发问，都不是一般的观看，观察，反问，而是包含着明显的审美和欣赏的意义在内，表现了作者对宇宙和大自然的好奇，探索和欣赏，从精神上愉悦，从理志上追寻，具有审美鉴赏意义。同时，屈原对宇宙自然之美的欣赏又和他对人生的自由永恒的追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屈原时代，丑陋现象十分严重，他的作品常常表现出对人世的污浊、黑暗、痛苦的越逾和对人生的解脱、自由和永恒存在的追求。他在《涉江》中说：“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争光”比吸露英以通天地表现了更高的层次。这种追求脱离黑暗，与天地宇宙同其自由永恒的境界，对于美政的渴求，既是哲学的，伦理的，也是美学的。 魏晋文学继承了屈原为首的楚国文人集团的美学传统，文学和哲学的结合在玄言、探索的旗帜下表现很为突出，比较典型的是阮籍。阮籍有《咏怀诗》八十二首，是他平生诗作的总题，内容大多写自己对现状的不满和无法解脱的苦闷，心情非常激愤。他在表现手法上大量地借鉴了楚辞的传统，以香草美人比喻，题旨隐晦曲折，他虽然不像李白那样自称“我本楚狂人”，但“三楚多秀士”，“涕不谁能禁”，歌咏楚国的史事，赞美三楚哲人也可算是与楚春心相通的一位高人。在痛哭沉痛之中，阮籍不原像屈原那样明白地呼天抢天，但深刻的思考和冷静的议论，深层中表现出来的感情焦灼则完全一致。《咏怀诗》首篇说：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惟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这首夜思的咏怀诗表现出什么样的情怀呢？与楚辞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先看看《九章》中屈原的忧思表现。《惜诵》云：“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吾闻。”《抽思》云：“曼遭夜之方长。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又《远游》云：“独郁结其谁语！夜耿耿而不寐兮。”诗人哀世道之污浊，无处哭秋风，彻夜难眠；望着不志之青山，无尽之流水，想到宇宙无限，人生苦短不禁悲从中来，万分焦灼。与屈原的直抒相反，阮籍使用了隐晦的手法，说明世道更加险恶。无论是弹琴鉴月，还是清风吹襟，心中都充满了怒火，借外物以调整抒发。自比孤鸿，悲号野外，正是屈原孤子忧国的写照。徘徊所见，正表现了他忧时忧世的宇宙意识。如宇宙意识的表现，他的历史意识的表现也是用隐晦的手法。如《咏怀》二十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