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雷震其人與《自由中國》的創刊 雷震(1897-1979)，字儆寰，祖籍河南羅山，出生於浙江長興。1912年進入湖州浙江省省立第三中學讀書，在校時，曾參加反對袁世凱與日本簽訂21條的愛國運動。1916年畢業，赴日留學。次年，經張繼和湖州同鄉戴季陶介紹，加入中華革命黨。1926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一度入大學院研究憲法。同年冬歸國。1927年，任國民政府法制局編審。1930年兼任中央大學法學部敎授。1931年當選爲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委員。1938年國民參政會成立，任議事組主任。1940年國民參政會成立憲政期成會，任助理，參與制憲工作。1946年，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任秘書長。他周旋於各種不同政見的派別之間，被取了一個綽號——各黨各派之友。 1949年4月，雷震任京滬杭警備司令部顧問，協助湯恩伯防守上海。8月初，蔣介石在臺北設立總裁辦公室，雷震任設計委員會委員。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臺恢復“總統”職位。3月31日，雷震被聘爲“國策顧問”。1951年，被蔣介石委派赴香港，慰問從大陸逃亡到當地的反共人士。靑年黨領袖左舜生表示：願意到臺灣協助政府工作，但國民黨必須廢除學校中的三民主義課程及軍隊黨部。3月2日，雷震返臺報告。29日，蔣經國批評雷震“受了共產黨的唆使，這是最反動的思想。”4月6日，蔣介石指責，“與匪諜漢奸無異，爲一種寡廉鮮耻之行爲”。①兩次申斥，使雷震旣痛苦，又憤怒。 還在1949年1月，蔣介石引退下野，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處於危急存亡之際，雷震即與胡適、王世杰、杭立武等人在上海聚議，主張辦個刊物，宣傳自由與民主。胡適提議，仿照1940年戴高樂反對德國納粹，倡導“自由法國”運動之例，將刊物定名爲《自由中國》。4月4日，雷震、王世杰等到溪口，向蔣介石報告自由中國社的組織經過及出版計劃，蔣介石贊成幷表示願意資助。②11月20日，該刊在臺北創刊。發刊詞稱：“這個刊物所發表的文字，本着思想自由的原則，意見不必盡同，但棄黑暗而趨光明，斥集權而信民主，求國家民族的自由，求世界的和平，則是大家共同的主張。”胡適認爲：”言論自由，只在憲法上提到那一條是不夠的。言論自由同別的自由一樣，還是要靠我們去爭取的，法律的賦予與憲法的保障是不夠的。”③他將當年4月所寫《〈自由中國〉的宗旨》交給刊物發表，宣稱“我們要做的工作”第一就是“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眞實價値，幷且要督促政府(各級的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④該刊由雷震任社長，五四時期《新潮》創辦人、臺灣大學敎授毛子水任總編輯，前華北大學敎授王聿修任副總編輯。胡適因在美國，擔任挂名的發行人。經理馬之驌，編委有夏道平、殷海光、聶華苓等16人。半月一期。至1960年9月1日，共刊出260期，存活10年9個月又10天。 《自由中國》的編委大體上屬於國民黨體制內的改革派，以“憲政民主”爲追求目標。創辦初期，得到國民黨高層的鼓勵和資助。自1949年11月至1950年年底，得到“敎育部”補助經費約新臺幣3萬元左右。自1951年3月至1953年5月，吳國楨的省政府財政廳每年資助新臺幣2萬元。美國國務院撥款的亞洲協會自1953年元旦起，每期購買1000本。自1954年元旦起，增購500本，郵資另加。平均每年約資助2000美元。⑤ 《自由中國》創刊時，每期印刷3千本，贈閱多於訂閱，屬於虧本辦刊。自1952年起，可以自給自足。至1954年起，開始盈利。1957年至停刊，每期印刷12000本，成爲臺灣地區“名震遐邇”的著名政論刊物。 二、《自由中國》的多起事件 《自由中國》創刊後，多篇文章觸犯臺灣國民黨當局。 (一)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 1951年6月1日，《自由中國》發表編委夏道平所寫《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批評保安司令部經濟檢查人員利用金融管制法令，釣魚執法，借此獲取巨額獎金。社論呼吁“政府有關當局勇於檢討，勇於認過，勇於把這件事的眞相明白公告出來，幷給這次案件的設計者以嚴重的行政處分。”⑥編者在《給讀者的報告》中特別說明：“這篇文章或許會激起某些人士不得不滿與憤怒”，但“進忠言是輿論界的神聖使命”，“希望政府當局能有不以忠言爲逆耳的雅量。”刊物出版後，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認爲該文“侮辱”了保安司令部，立即呈請省主席、保安司令吳國楨，抓捕編輯，同時遣派特務到編輯部門口站崗。因吳國楨反對，沒有抓人。彭堅持要《自由中國》道歉，經雷震與“總統府”秘書長王世杰、“行政院”秘書長黃少谷、國民黨第4組主任陶希聖等多人溝通，決定由《自由中國》另寫社論解釋。陶希聖認爲新寫的社論是“強辯”，“用不得”，雷震即請陶本人修改。6月14日，陶希聖修改後的社論《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發表，聲稱前文幷沒有推論到“有關機關的工作人員之操守”，“不是對於任何人的操守有所指摘”。⑦這就否認了前文所具有的任何批評內容。 此次事件，被雷震稱爲《自由中國》的第一次言禍。⑧ (二)胡適來函 胡適曾認爲《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文“文字有事實，有膽氣，態度很嚴肅負責，用證據的方法也很細密”，是《自由中國》“出版以來數一數二的好文字”他讀了陶希聖修改後的社論後，認爲是“受了外力壓迫之後被逼寫出的賠罪道歉的文字”。8月11日，胡適致函雷震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