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人口史的研究已经有了非常丰厚的学术积累。谈人口史必谈人口调查史，因为后者是前者的重要基础。在中国近代人口调查史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重政府轻学者的倾向，即对于政府主导的历次人口调查关注较多，而对学者主持的人口调查则缺乏深入的挖掘。对于学者特别是社会学专业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所从事的或大或小规模的人口调查，以及他们围绕中国人口调查所发表的种种主张，无论是史学界还是社会学界，研究基础都是比较薄弱的。① 由于人力物力所限，学者主持的人口调查往往范围比较小，但是在调查统计上比较严谨，准确度比较高，他们的努力代表着中国人口调查近代化的基本趋势，对于政府部门的人口调查也或多或少发生了若干影响。重建中国近代人口调查史，必须重视对学者主持的人口调查做深入的发掘和整理。 李景汉是中国近代社会调查事业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其力作《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在学术界早有定评，但是关于他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40年代中期围绕中国人口调查和研究所做的诸多研究成果往往为“社会概况调查”的光芒所遮蔽。在有关的论著中，往往不是略而不谈就是一笔带过，很难让人产生一种明晰的、深刻的印象。实际上，李景汉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中期在定县所做的人口调查和研究业绩是相当突出的，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30年代末期至40年代中期他参与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中国人口调查和研究工作，取得的成就更是代表了民国时期中国人口调查与研究的最高水准。可惜，目前学术界对李景汉在中国人口调查和研究上所做的工作和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最近若干年来，在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上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李景汉关于人口调查的贡献已经给予了初步的重视。如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②收录民国时期有代表性的人口调查报告23篇，其中包括李景汉的3篇，《五百一十五农村家庭之研究》(1931年)、《农村家庭人口统计的分析》(1936年)和《从定县人口总调查所发现之人口调查技术问题》(1937年)，收录篇目数居于第二位；这3篇文章在研究范围上渐次拓展，在研究方法上不断精进，其突出的学术价值令人印象深刻。云南大学的杨海挺在其博士论文中就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人口调查研究活动给予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研究，其中对李景汉的贡献也略有涉及。③ 本文拟在学术界已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李景汉从事中国人口调查研究的缘起与经过，分析从1926年至1944年前后将近20年间其各种人口调查研究活动之间的内在逻辑。本文的努力或可为李景汉学术形象的多面性增添若干事实的基础，亦有助于引起学术界对社会学专业学者在中国近代人口调查史中重要作用的认识。 一、发愿与起步 作为中国近代社会调查的奠基人之一，促使李景汉下决心献身社会调查事业的机缘，据他所言，就是留学时期无法回答美国教授提问的有关中国男女性别比例、工资涨落指数、土地分配等项问题的基本数据。④这段经历促使李景汉将毕生的学术方向确定为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统计工作，其重要性不可忽视。作为中国国情的首要因素，中国人口数目及其结构当然也是其不能不念兹在兹的基础性课题。 李景汉谈到中国人口数字的模糊，有一段颇能引起多数人共鸣的回忆： 记得我六岁入小学时，那句“四万万同胞”表示爱国的口头禅，随时可以听见，到处可以看见，较比现在的“三民主义”这个名词喊得还要起劲。出小学入中学的时期，仍然继续不断的高呼“四万万同胞”。中学毕业以后，常帮助妹妹们读地理，我国人口的数目依然大书特书为四万万。光阴似箭，又过了几年在大学毕了业，拿起小侄女的课本来一看，中国人口照旧是四万万。海外留学数载返国后，又理会在侄辈，有的是孙子辈，所用的地理课本上，中国的人口还是整整四万万，不多也不少。 李景汉对于海关、邮局、内政部所做的人口推算或估计持不信任态度，更让他不能接受的是若干推算或估计相差实在太大，“最高的估计数和最低估计相差超过二万万。我们知道世界上美俄两大强国的人口总数，一为一万万三千万，一为一万万六千万。而我国人口估计的差就不止二万万，约超过他们人口总数的一倍！呜呼，真一伟大之民族也。虽然，天下之模模糊糊孰有过于此者乎？”⑤他谨慎然而语气非常坚定地说：“我向来对于中国已有的各种人口统计，无论是政府的或私人调查的，经过详细分析之后，大半使我不得不发生很大的怀疑。”正是这些经历使得李景汉“早就存了解中国人口谜的愿望”，⑥并表示“作者对于我国人口之大谜，闷得难过已久，也随时利用可能的机会，尽量求得了解”。⑦ 1924年李景汉留学归国，最初几年主要从事北平城市人力车夫等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工作，与中国人口的调查研究关系不大。20年代中期以后，他逐渐调整调查范围，由城市转向乡村，1929年出版的名著《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这本书中，李景汉分别对北平西郊的挂甲屯村100家，黑山扈村、马连洼村与东村64家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分析，“人口与家庭”作为乡村人民社会生活的基础都被放在重要的背景位置上。具体调查工作由李景汉授课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调查”和“社会研究方法”班上的学生担任，时间是在1926年秋季学期和1927年春季学期。这次调查结果无疑是准确的、可信赖的。虽然这次调查活动的主题不是人口，所涉及的范围只区区4个村庄、总人数仅793人，但是李景汉在探索中国乡村人口调查方法的道路上总算迈出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