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8)05-0079-17 瞿秋白，一位在俄罗斯仍处于国内战争时期就已抵达莫斯科学习的中国知识青年、所谓旧制度的绅士阶级菁英，却自述为“多余的人”。这一曾位居要津的政治领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分裂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1920年代往来于共产国际与苏联高层之间的风云人物，却在牺牲之际写下了《多余的话》。在寻求“自我”的过程中，瞿秋白对于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与社会中“多余的人”的主轴，从认同、疏离、否定、嘲弄，临终前又回到看似原点的情感，这一转变毋宁是巨大的，于是各种猜想接踵而来并不令人感到讶异。 本文论述聚焦于中国内外的“政治舞台”，镁光灯照在自述上台演着“滑稽剧”①的瞿秋白，是如何在台前、台上和台下以文学创作方式展演内心“真正的自我”？本文论证瞿秋白如何认同与继承19世纪俄罗斯文学“多余的人”的传统，作为自己在文坛与政坛的起点，最终又是如何在自己一个人的文学舞台上写下《多余的话》，用以结束另一个自己处在“千万人吾往矣”舞台上的政治生命。 一、登台前的文学预演：遗/战书《自杀》、自白书《饿乡纪程》与自新 从1895年改良运动至1919年五四运动的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一阶级必须经历外在剧烈的结构转变。正如学者傅斯(Charlotte Furth)所论，传统科举制度已然废止，学校制度取而代之，导致传统仕途的工作机会销蚀，知识分子工作的迅速专业化与专门化。这一世代的文人为求温饱，一方面注意各种报刊以取得新式的沟通与联系方式，一方面得选择参与各种类型的学会、社团与政治性党派。她继而指出，深受变动时代影响的知识分子阶级正在发展一种全新的凝聚力，同时也受胁于中国社会其余一般大众对于新一代知识分子相对而生的一种疏离感。教育的目的已经不再只为了当官，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被摒弃于政治权力主流之外。同时，也有越来越多文人甘冒着失去与一般大众沟通桥梁，也就是丧失自己所传承的语言与文化的风险，全面接受外国模式的教育②。 除了上述外在结构剧烈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成长的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为因应外在的知识沟通和信息交换快速地流动变动，个人内心产生多重力量杂处的混沌状态。1898至1919年这一期间，中外各种学说纷然杂陈。知识分子结党、结社，各文学团体间对多项问题时有争论，笔战冲突不断，比如改良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激烈辩论③。即便是在同一大团体里，个人与个人的意见分歧亦是时有所见，比如新传统主义、激进主义与新文化运动的团体里，还细分许多流派④。这些团体、派系与个人意见相异时，争执不休，炮火对外，力量单薄时，则寻求和解合作。此外，处在“新”“旧”社会里，传统与外来文化相互激荡，团体与个人的思想认知相互争斗妥协，加上外在与内在演变的过程，不难想见，瞿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心状态在不同时期产生了多种中外的文艺和政治力量拉扯。若将个人的生命历程与党派或国家的历史以一种线性发展的方式相互对照、检验，个人展现的“知”与“行”时常不一，甚至呈现出多面形象与多重身份自相矛盾的精神现象。自我认同如何认定、演变和再现，都是本文关注与研究的重点。 瞿秋白生于1899年1月29日，正是成长在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前这样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在这一期间，青少年时期的瞿秋白不但接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学熏陶，更深入研究老庄哲学与佛教经典⑤。1917年他考取了北京政府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开始接触俄语与19世纪俄国文学。五四运动过后，瞿秋白的思想有了显著的改变。运动期间，他成为俄文专修馆学生会的代表，积极参与演讲、宣传、翻译与创作。1920年3月加入李大钊所组织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⑥，次年8月前往新俄罗斯，1923年1月回中国。加入19世纪俄罗斯文学、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学说等因素后，瞿秋白的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更为复杂。这些中俄文哲思想和处世态度在性质与衍义上，多处相似相辅，亦有多处相异对立，使得瞿在建构自我的形象、认同、心态与行为时，所产生的增强、矛盾、斗争、协商与融合等精神现象更显错综。瞿个人的学历背景、阅读历史、思想演变、性格命运与著作翻译，体现了五四一代文人共同经历的时代、记忆、与历史纠葛，同时，这些也一一铭刻在他的文本论述里。 (一)佛、道、儒家、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纠结 1.家庭生活：绅士意识与道家名士 《饿乡纪程》的开头叙述，以及近来多数学者考证俱皆指出，瞿秋白诞生在江苏省常州府城一个“世代读书，世代做官”的大户人家，鼎盛时期号称“瞿半城”，意即拥有常州城半壁土地⑦。辛亥革命后，时代激变而家道中落，处境如瞿的叙述，“破产的‘士的阶级’大半生活筑在债台上，又得保持旧的‘体面’”⑧，让青少年时期的瞿秋白已经饱受人情冷暖。后来在与他交好的几位同世代文人里显得十分“少年老成”⑨。瞿在他的第一本书中叙述他早年的家庭背景： 我的诞生地，就在这颠危簸荡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这种最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绝对和我心灵的“内的要求”相矛盾。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我家因社会地位的根本动摇，随着时代的潮流，真正的破产了。“穷”不是偶然的，虽然因家族制的维系，亲戚相维持，也只如万丈波涛中的破船，其中名说是同舟共济的人，仅只能有牵衣悲泣的哀情，抱头痛哭的下策，谁救得谁呢？⑩ 瞿秋白早年曾研究国学，向慕道家的“性灵”(11)和“名士化”(12)，是其“内的要求”之一。面临经济困窘的情况又得保持“旧体面”与他日后加入共产党，一再强调的“工农”与“无产”阶级意识产生了身心与知行之间的矛盾，这正是建立起二元模式的行为与心理状态的一个远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