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议题，自提出以来，引发了持续的讨论。除“抒情传统”本身的构造性、海外学人特定的文化政治立场外，试图在“革命”“启蒙”之外，将“抒情”树立为中国现代性主体建构的另一维度，这种“三分天下”的理论构想，自然也是争议的焦点。如果将“抒情”理解为一种特定的主体激发状态，那么无论“启蒙”还是“革命”，都离不开“心声”与“内曜”的唤醒，离不开“心之力”的发动与整合，怎样从“二元”转为“三角”，怎样界定三者之间的区隔，必然是理论上遭遇的一大挑战。再有，在近现代中国的特定语境中，相对于个人、主体的强调，“抒情”不乏公向共历史和知识论述敞开的面向，其指涉的范围相当宽广，诚如王德威教授所言：“‘抒情’不仅标示一种文类风格而已，更指向一组政教论述，知识方法，感官符号、生存情境的编码方式。”这个话题提出本身就包含了与“西方启蒙、浪漫主义以降的情感论述”的对话意图。①然而，在论述对象的选取上，论者多偏重那些与“现代性”风暴相疏远、相抵拒的知识分子、文艺家个案，无形中又落回公与私、历史与个人的二元结构，暗中龃龉于论述的出发点。事实上，在20世纪左翼及社会主义文艺的脉络中，抒情的话语同样强劲，如果忽略了对这一“主流”脉络的检视，不免会与20世纪中国活生生的历史经验有所隔膜。 当然，上述争议的持续产生，本身也说明“抒情传统”这一话题的可能性、生产性。去年十月，我有幸在北大参加“再论启蒙、革命与抒情”讨论会，聆听了王德威教授的主题发言，也读到《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一书的导言与尾声，注意他的论述方式已经有所调整，甚至吸纳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抒情”不再被刻意树立为一对峙的“去政治化”方案，而被理解为一个“批判性的界面”，“启蒙”“革命”“抒情”三者的联动关系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比如，强调知识启蒙无论如何诉诸理性，都离不开想象力的驱动，而“革命如果没有感人心弦的感召，无以让千万人生死相与”。抒情所具有的动员、召唤、提供乌托邦远景的功能，在这里已经被谈到。这一调整无疑会为“抒情传统”的议题打开新的面向，带来更多思考的层次、幅面。 王德威教授早年的长文《“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作为一篇纲领性的文章，为“抒情”论述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其中“有情”一语，与沈从文50年代初的“土改书信”大有关联。1951年10月，沈从文赴四川内江参加土改工作，在1952年1月给家人的书信中，曾以《史记》为模板，提出了“有情”与“事功”这两条线索：“(两者)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和社会中‘事功’相背斥，以顾此失彼。管晏为事功，屈贾为有情……诸书诸表属事功，诸传诸记则近于有情。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②文章引述了这一段书信，并进行了相应的阐发，“有情”与“事功”之别，连同沈从文60年代初提出的“抽象的抒情”，对应于文学与政治、个人与历史的分化，构成了现代中国“抒情传统”论述的支撑性材料之一。 50年代初，中共组织大批知识分子赴“新区”参加土改，思想改造的意图自然包含其中，和大多数参加的知识分子一样，沈从文的态度相当积极，真诚地希望这次川南之行能带来“我一生重要一回转变”③，改变自己游离的“个”的状态，真正加入到“群”中，加入新中国的建设进程当中。此前，他曾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改造，因为不善于在生活上“走群众路线，打成一片”，对于学习的方式也有看法，自我的“改造”并不顺利。这一次，沈从文却因能“共同来参预历史性的大革命”而异常兴奋，甚至自言“人在群中实在离奇”、离开北京十五天里，“看到的人事和景物都是一生未见也未能想象的”。④由于对乡村世界的变革有了近距离的感知，比照赵树理等作家的创作，他也萌生了新的文学冲动，试图改变以往偏爱“风景画”的旧方法，平平实实地记录这一场“波澜状况又关合奇巧”的乡村变革历史。“有情”与“事功”之说，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的，与其说是借此抒发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身世之感”，接续“发愤以抒情”的文人传统，不如说更多表达了土改运动中重塑自我、摸索新文学方式的兴奋与困惑。从这个角度看，后来的研究者往往摘录书信中的片段，评说“有情”与“事功”的矛盾对峙，其实是不甚全面的，一定程度上抽离了具体的上下文语境，没有留意到沈从文思考中的曲折与反复。“有情”与“事功”之别，在他那里并没有被结论化，他当时的用心，更在二者“综合”之难度与可能性。这一特殊心境下提出的“有情”之说，其实特别值得玩味，某种意义上，也提供了一个触摸“抒情”与20世纪中国“革命”之关系的别样个案。 自1951年10月25日从北京出发，到1952年2月土改工作结束，在四个多月的时间内，沈从文持续写下了数十封家信，记录参加土改见闻、感受，以及对川南山川风物的体验。他似乎有意要复制1934年返乡探母的经验，用书信来为后续的创作准备素材。那一次，他也是一路上不断写信给张兆和，后来在“湘行书简”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代表作《湘行散记》。1951年11月8日，刚刚抵达内江县，沈从文就写信给张兆和，谈到了这样的计划：“这么学习下去，三个月结果，大致可以写一厚本五十个川行散记故事。”⑤有关这批“川行散记”或“土改书信”的讨论，相关的研究与评传都有涉及，最近又相继读到姚丹、李斌两位的论文，对于沈从文在“土改书写”中面对的困境、挣扎，有了更为深入、体贴的分析。特别是李斌的论文，结合川南土改的材料，指出由于身体不适等原因，沈从文当时并未参与土改的核心工作，“参加土改”变成了“参观土改”。相对边缘的位置以及创作思想上的矛盾，导致了“土改书写”最终的挫败，这也表征了知识分子改造的艰难与限度。⑥“有情”与“事功”的提出，正是其创作思想上矛盾、挣扎的一种表现，具体到文学方式上，则又连带了“风景”与“叙事”“动”与“静”的取舍、调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