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6年8月26日起，鲁迅由北京南下，中间一年有余，先后任职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最后于1927年10月3日抵达上海，并在此度过余生。忆及这一年的辗转飘零，鲁迅颇为感慨：“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①南下漂流两省制造的热闹与静寂，乃是鲁迅与国民革命交织碰撞的结果，而个人之“橄榄式”的跌宕体验，其实也正是革命之起落无常的惯常历史样态。大革命的1927年是一个转折的年代，并决定了整个现代中国的日后走向。鲁迅如此描述彼时的中国：“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②值此生死未明的历史关节，民国知识者如何因应国民革命的兴衰起落，非但关系到个人之歌哭荣辱，亦与整个中国的现代进程休戚相关。鲁迅在革命大潮中的空间漂流与文化回应，敞开了一个介入这个大时代的别样视野，让人们在反思知识精英与现代革命之复杂关系的同时，也能够批判性地理解至今仍在影响着现实世界及其思想生产的“漫长的中国革命”。 一、革命、革革命：从北京到广州 民国建制未久，鲁迅便“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③冲决奴隶时代的循环，创造前所未有的“第三样时代”，被鲁迅寄望于以青年为主体的革命。鲁迅被卷入革命大波，固然系敏感于时代趋势，但更切身的因缘在于，他的个人生活正为恋爱冲击，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人生小革命。 自与周作人失和，被迫逃离八道湾居所，鲁迅即被屈辱和失落包围。极端抑郁的状况中，鲁迅亦试图展开新生活，而与许广平的恋爱，便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自1925年3月11日进入鲁迅生活始，许广平即给他带来了巨大冲击，二人日后出版的《两地书》，即再现了一场个人情感革命酝酿、爆发的全过程。1926年8月，鲁迅与许广平从北京南下，于上海分手，鲁迅去厦门，许广平到广州。然而，在厦门不过4月有余，鲁迅便赶往广州。去广州之前，鲁迅在信中倾诉衷肠。意思概括有二，一要反抗过去；二为憧憬爱情，“我可以爱”，“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④抵达广州的鲁迅，与许广平几乎朝夕相处，枯木逢春般的感受，被他隐隐透露于《朝花夕拾·小引》中：“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⑤ 恋爱小革命的爆发，是源于许广平的刺激。不过，许广平进入鲁迅生活，却是因为女师大风潮的困境，并希望从鲁迅那里获得支持。之后，鲁迅介入风潮，他一方面以创造新社会的使命来赋予学生运动以合法性：“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⑥另一方面，鲁迅直接走上学潮前台：1925年5月12日，鲁迅参加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的师生联席会议，并代拟递交教育部呈文；5月27日，鲁迅与周作人等7位教员，在《京报》联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同年8月日记中，鲁迅记载去“女师大维持会”13次。女师大风潮最终以学生胜利告终。与五四时期通过文艺创作间接进行社会启蒙不同，女师大风潮中的鲁迅直接介入学生运动之中，并成为这场社会运动的中心人物。一年之后，在由厦门致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兴奋地写到：“不过这回厦大风潮，我又成了中心，正如去年之女师大一样。”⑦ 这一时期的鲁迅，像一枚革命火种，所到之处，总是风潮不断。实际上，经由女师大学潮的广为传播，鲁迅已经奠定起在青年学生中的地位，他对此也心知肚明：“我处常有学生来，也不大能看书，有几个还要转学广州，他们总是迷信我，真是无法可想。”⑧虽然觉得此地学生幼稚且无“特出者”，“但为鼓动空气计”，依然要怂恿他们或办刊物⑨，或做好事之徒⑩。有意无意间，鲁迅又鼓舞起厦大学潮。学潮酝酿之际，鲁迅便预感山雨欲来：“校内似乎要有风潮，现在正在酝酿，两三日内怕要爆发，但已由挽留运动转为改革厦大运动，与我不相干。不过我早走，则学生们少一刺激，或者不再举动，现在是不行了。但我却又成为放火者，然而也只得听其自然，放火者就放火者罢。”(11)鲁迅为此得意不已：“这里是死海，经这一搅，居然也有小乱子，总算还不愧为‘挑剔风潮’的学匪。”(12)又一次成为学潮中心的鲁迅踌躇满志，以为“是可以暂以我为偶像，而做改革运动”(13)，并期待到广州中山大学去大显身手(14)。 相对于自由恋爱的个人小革命，以及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志在改造大学体制的学生风潮，无疑就是一场鲁迅可以介入、掌控的中等革命。不过，诸般学潮却非孤立运动，而是在国民革命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三一八”事件之后，鲁迅与许广平的南下既为个人境遇所迫，也有南投革命的动因存在。其时，作为国民革命发源地的广州，吸引了很多知识者。鲁迅在1927年给友人的信中感慨：“而且去年想捉我的‘正人君子’们，现已大抵南下革命了”(15)。由此可知，国民革命得以迅速展开，乃是大势所趋，国家各个层面的人事，都不能不受其影响。鲁迅南下初衷本来是“一，专门讲书，少问别事”，“二，弄几文钱，以助家用”。(16)然而刚到厦门，鲁迅即欣喜于此地人民思想“其实是‘国民党的’，并不老旧”(17)。鲁迅俨然已与民党结成一条战线，不但指认顾颉刚系反民党的“研究系学者”(18)，且极力鼓吹党同伐异的革命精神(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