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中的《集外集拾遗》一册，收入了一篇1933年12月5日写的《上海所感》。《鲁迅全集》的注释说：“本篇系用日文写作，发表于1934年1月1日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译文发表于1934年9月25日《文学新地》创刊号，题为《一九三三年上海所感》，署名石介译。”注释只说这篇文章是“石介译”，却不说这个“石介”是谁，是令人非常纳闷的。 我一直觉得该篇译文的文笔极像鲁迅，因此，曾经大胆猜测那正是鲁迅本人所译。但是，我查阅了很多“鲁迅笔名录”，都没有“石介”一名。特别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李允经在重新修订的2006年版《鲁迅笔名索解》一书中，就有一节专门论说“石介”，明确指出它“并非鲁迅笔名”。于是我一直心存疑惑，因为否认其为鲁迅笔名的，也没说出什么道理来。而“石介”如果不是鲁迅，那么就很想知道他是谁，但查了很多资料，没查到。也请教过很多专家，谁也不知道。《文学新地》虽然表明由上海暨南大学发行，实际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编辑出版的(虽然只出版了一期，但左联对它十分重视，1935年曾特地将它介绍给美国作家代表大会)，鲁迅该文登在第一篇，鲁迅自己当然是看到过的。因此，“石介”如果不是鲁迅本人，也必然是鲁迅认识并认可的译者，而这么多年来这么多的鲁迅研究者、左联研究者居然都说不出“石介”是谁，是很奇怪的。 后来，我仔细研读了《朝日新闻》上发表的日文原文，并与《文学新地》上“石介”的译文相对照，才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这篇译文真的就是鲁迅自己翻译的！因此，“石介”就是鲁迅的一个长期没有被人认定，或者长期被人否定的笔名！我的理由如下： 一、这篇中译文的文笔、用语等极像鲁迅，这个就不必多说了，有目共睹。 二、这篇日文原文发表时的题目是《上海杂感》，中译文发表在《文学新地》上的题目为《一九三三年上海所感》，收进《集外集拾遗》时则为《上海所感》。试想，除了鲁迅自己以外，别人怎么会这样改来改去呢？ 三、将这篇中译文与日文原文对照读，我看到颇有未译或删节的地方。例如，中译文有一段： 用笔的人更能感到的，是所谓文坛上的事。有钱的人，给绑匪架去了，作为抵押品，上海原是常有的，但近来却连作家也往往不知所往。有些人说，那是给政府那面捉去了，然而好像政府那面的人们，却道并不是。然而又好像实在也还是在属于政府的什么机关里的样子。 这里，“用笔的人”的日文原文，是复数(“用笔的人们”)；在“作家”一词前，日文原文中还有一个形容词(“贫穷的”)。这些地方，或许还可以不必那么较真，或者可以解释为只是偶然的漏译；但在这段话之后却少了日文原文一句(中文当译为“因而现在留下了人是活着呢还是死了呢的疑问”)，如果这是别人翻译的，一般不可能漏掉这么长的一句话的。类似情况还有，在写到反动当局连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也查禁时，日文原文是写明此事发生地的(“在杭州”)，中译文里却没有；在写到反动当局“有时也撒些传单，署名总不外乎什么什么团之类”时，日文此句原文后面还有一句话中文没译(当译为“而且还盖着印章”)。再如，在写到“平安的刊物上，是登着莫索里尼或希特拉的传记”的地方，日文在“传记”后还同时写有“逸话”，中文则没译。再如，中文译文“例如牛魔王呀，孙悟空呀”，日文则是先写孙悟空，后写牛魔王。再如，中文译文“带给他们祸祟的时候却也并非全没有”，而日文原文照译的话则应是“带来祸祟的事情也常常有的，未必是愚民们神经衰弱的缘故”，中文便少译了不少。我认为，这些地方都是只有作者自己才会这样做的。 四、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中译文比日文原文还多出了好几个句子。中译文写道：“革命者因为受压迫，所以钻到地里去，现在是压迫者和他爪牙，也躲进暗地里去了。”“一面胡说八道，一面想着将来的变化，就越加缩进暗地里去，准备着情势一变，就另换一副面孔，另拿一张旗子，从新来一回。”“这是为不远的将来计。为了辽远的将来，则在愿意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芳名。”上面所引的这些内容是日文原文中有的，但在一二两句的中间，中译文比日文原文增加了一段话：“这是因为虽在军刀的保护之下，胡说八道，其实却毫无自信的缘故；而且连对于军刀的力量，也在怀着疑。”在二三两句的中间，中译文又增加了一句话：“而拿着军刀的伟人存在外国银行里的钱，也使他们的自信力更加动摇的。”这两段话非常重要，也非常深刻！显然，若非鲁迅，别人是写不出来的。若是别人翻译的话，绝不会也绝不敢随便作这样的添写的。而且，“怀着疑”(还有上面引过的“给绑匪架去了”)这种新奇的写法，我认为也是只有鲁迅才会的。另外，在这篇文章倒数第二段的最后，中译文又多了一句日文原文没有的话：“然而，这也就会习惯的罢。”这就与文章开头写到的“一有所感，倘不立刻写出，就忘却，因为会习惯。”“要从自由人变成奴隶，怕也未必怎么烦难罢。无论什么，都会惯起来的”相呼应。很显然的，这也是只有原作者才会作这样的修订和补充的。 五、更加重要的铁证是，今存鲁迅手稿中幸而存有五页中文稿《上海所感》(见福建教育出版社《鲁迅著作手稿全集》第六册第602-606页)。据对照，与《文学新地》所刊和《鲁迅全集》所收文章完全一致。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这份手稿是鲁迅从《文学新地》上抄录下来的一个我们不知道是谁的“石介”的译文，那么，鲁迅对他人的译文居然这么信服(连“漏译”也可以容忍)，居然一字不改(只是题目中没有“一九三三年”)，这符合鲁迅一丝不苟的写作习惯吗？而且，鲁迅会容许别人对他的文章添加那么多字句吗？再看看这份中文手稿，上面明明是有多处涂改的，可知这绝不是抄录稿，抄录的话是不必修改的，而且所涂改后的文字则正与《文学新地》所刊相同。 我觉得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了。鲁迅先写了1934年1月1日发表的日文文本，一年九个多月后才有1934年9月25日发表的中文文本，而现在看到的鲁迅中文手稿与《文学新地》发表的文本是完全一样的，鲁迅只是添加了写作日期(另外题目中没有“一九三三年”)。所以，这份手稿应该就是鲁迅自己的译稿原件。鲁迅应是另外誊清一份寄给了《文学新地》(可能随手在题目上添了“一九三三年”)，并在最末写上了“(石介译自三四年一月一日《东京朝日新闻》。)”(按：《朝日新闻》1879年创刊于大阪，1888年在东京增印)现在这篇手稿的每页的下端，都有鲁迅重新涂改的页码(从146到150)，这是鲁迅生前自己编订《集外集拾遗》的页码。这就明确无误地证明了，这个译者“石介”就是鲁迅自己，“石介”就是鲁迅的一个笔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