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8)06-0146-08 一、现代诗人视野中的蒂斯黛尔 莎拉·蒂斯黛尔(Sarah Teasdale，1884-1933)，美国抒情女诗人。虽然蒂斯黛尔在中国国内的介绍并不多①，但对于中国现代诗歌而言，蒂斯黛尔却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诗人，因为胡适对蒂斯黛尔《Over the Roofs》的译诗《关不住了》被其宣称为“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1]185。除此之外，被谈及较多的是闻一多的《忘掉她》，该诗明显借鉴了蒂斯黛尔的《Let It Be Forgotten》。这两件文学“事件”是现代诗歌界屡屡提起的热点。当然，蒂斯黛尔与中国诗人(文人)的交集远不止这些，闻一多、郭沫若、罗念生、胡怀琛都译过蒂斯黛尔的诗作，叶灵凤在散文《忘忧草》的篇头则引用了蒂斯黛尔《Let It Be Forgotten》的中文译诗②。 按时间先后来说，胡适将蒂斯黛尔的《Over the Roofs》译为《关不住了》[2]，于1919年3月15日刊发在《新青年》第6卷第3号，后在收入《尝试集》时，将第二节作了部分改动；胡怀琛于1924年6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诗研究》中，用旧诗体例翻译了蒂斯黛尔的《Over the Roofs》，中文诗题是《爱情》[3]12；闻一多译蒂斯黛尔的《Like Barley Bending》为《像拜风的麦浪》[4]299，于1927年10月29日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文艺周刊》第8期上，而1928年收入《死水》集中的《忘掉她》[5]142～144则与蒂斯黛尔的《Let It Be Forgotten》有较多关联；罗念生将蒂斯黛尔的《Let It Be Forgotten》译为《忘掉罢》[6]367，于1933年8月发表在《青年界》第4卷第1期；叶灵凤于1940年11月在香港西南图书公司出版散文集《忘忧草》，开头也引述过蒂斯黛尔《Let It Be Forgotten》的中文译本；1969年的3月和5月间，郭沫若翻译了一本英美短诗集，其中就有蒂斯黛尔的《Like Barley Bending》，郭沫若译为《象大麦那样》[7]61。这样，蒂斯黛尔就有三首诗被现代诗人译介，胡适与胡怀琛，闻一多与罗念生，闻一多与郭沫若，因为都译介过共同的篇目，可以形成比较直观的两两比较；更为有趣的是，上述译作都源自蒂斯黛尔原作，而蒂斯黛尔本人诗歌的风格有其一贯性，但在这五位诗人笔下，译诗却展现出不同的节奏风貌，因为这五位诗人持不同诗学观，所建构的节奏样式也不大一样，可以进行交叉比较。 对于新诗作者来说，在译介外国诗歌时，都不算纯粹的翻译，而是创作加翻译。现代诗歌的发生，与翻译外来诗歌关系甚大，存在大量的创译现象③。新诗草创期，以译代作的现象屡见不鲜，仿作也不少，即便是独立创作，也很容易看出外来诗歌的影响。对此，梁实秋就曾指出：“‘自由诗’宜于白话，不一定永远的宜于诗。《诗刊》诸作类皆讲究结构节奏音韵，而其结构节奏音韵又显然的是模仿外国诗。我想这是毋庸为讳的。志摩，你和一多的诗在艺术上大半是模仿近代英国诗，有时候我能清清楚楚的指出哪一首是模仿哈地，哪一首是模仿吉伯龄。你们对于英国诗是都有研究的，你们的诗的观念是外国式的，你们在《诗刊》上要试验的是用中文来创造外国诗的格律来装进外国式的诗意。”[8]在现代诗歌史上，存在多个诗人创译同一首诗歌的情况。譬如拜伦的《哀希腊》就有多个版本，既有文言也有白话，从中可以瞥见语体选择与翻译效果的关系。 现代新诗人对蒂斯黛尔的诗歌翻译，为我们研究白话语体诗歌的节奏建构提供了一个有典型意义的样本。胡适、闻一多、罗念生、郭沫若四人的节奏诗学观念不同，对源诗的取舍接受不同，呈现的面貌也不一致。惯常来看，胡适属于主张“自然音节”的白话新诗派，郭沫若属于强调情绪节奏的浪漫派，闻一多是注重和谐节奏的新月派中坚，罗念生则是主张轻重节奏论的诗人兼学者。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蒂斯黛尔自有其独特风格，且这种风格有着相对的稳定性，但有意思的是，她在中国国内有时被视作雅致派，有时被视作浪漫派，有时被视作意象派。对于中国国内的现代诗人而言，在接受这种外来影响的时候，明显经过了自我过滤和选择乃至改变，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循环比较，从中发现蒂斯黛尔诗歌在中国的接受和改变，也可从中窥见新诗内部不同的节奏建构及其效果。 在这里，研究的重点不是蒂斯黛尔的诗歌如何影响中国新诗，而是将蒂斯黛尔的诗作当作一个相对静态的存在和参照物，观察现代诗人如何建构新诗节奏。为了后文分析的方便，兹将蒂斯黛尔的三首原诗和胡适等人的白话译诗及相关创作列出如下。 首先来看看蒂斯黛尔的《Over the Roofs》原诗及胡适的译文：
再来看看蒂斯黛尔的《Let It Be Forgotten》原诗及罗念生的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