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8)10-0135-07 《重到晋祠》以《大寨行》组诗之首，于1966年1月1日刊发于《光明日报》，但在其后却被忽略，甚至未被收入卷帙浩繁的《郭沫若全集》(38卷)而成为一首佚作。但所幸，此诗于近年来被重新发掘，主要论著有：丁茂远编著《〈郭沫若全集〉集外散佚诗词考释》①将这首七律列出，并做了四点注释；冯锡刚《“康公左手书奇字”——郭沫若与康生》②一文、《“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③一书，以这首七律切入郭沫若与康生关系的解读，并进一步阐释郭沫若在“文革”前的心理变化和政治作为；逯艳《关于晚年郭沫若佚作中“大寨”的几点看法》④一文将这首诗作为郭沫若与“大寨”关系的一个方面来解读；贾振勇的《郭沫若研究十六讲》⑤之第十四讲，也是以这首诗作为切入点体察郭沫若在“文革”前的内心世界。但是，关于这首诗仍有一些细节问题尚未被厘清，或仍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谬误，笔者拟在此作细致考察，以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能够补苴罅漏、纠偏正误。 一、《重访晋祠》与《重到晋祠》 郭沫若在1965年冬赴山西大寨视察，重游晋祠后书成《重访晋祠》，写就即赠予时任山西省副省长(此时，其副省长身份还有待省人代会正式确认)的黄克诚将军，此后一直在黄克诚办公室悬挂。1967年1月，黄克诚被北京来的红卫兵揪斗关押，并很快被押送回北京，开始其长达八年多的监禁生活。这一条幅遂被黄克诚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保存。虽然1975年黄克诚回到山西，但开始是被安排住在宾馆，后来又被安排住在晋祠招待所，一直处于监护之中而未能分配工作，直到“四人帮”倒台，黄克诚返回北京。想必这一条幅也因此而流落在外，最终流入拍卖市场。这首七律并没有题目，写作时间也没有明确标明，只在诗后落款中注明：一九六五年冬重访晋祠。条幅尺寸为81×147厘米，钤印为“郭沫若”，收藏印为“怀清天地庐收藏书画印”。 1966年1月1日，《光明日报》“东风”文艺副刊以《大寨行》为标题，套红且为手迹印制，刊出郭沫若大寨一行所作旧体诗18首，不以写作时间编次。郭沫若将与《重访晋祠》条幅同样的诗作内容以《重到晋祠》为题，并作为组诗的第一首。其余十七首分别是《访太原乳牛场》《访天龙寺石窟》《访贾家庄》《访杏花村》《参观刘胡兰纪念馆》《访运城》《运城烈士陵园植树》《访原王庄》《访西元》《访界村》《参观盐池》《看晋剧种种》《为别社教队同志》《在太原参观大寨展览》《宿阳泉市》《过娘子关》(以上16首均为七律)、《颂大寨》(五律)⑥。从《重访晋祠》到《重到晋祠》，郭老并未修改诗歌内容，只是将原落款中的“访”改为题目中的“到”，语气似更加客观，并与后面几首“访……”区别开来，似有着重之意。原诗如下： 康公左手书奇字，照眼红墙绕晋祠。 周柏低头迎旧识，铁人举手索新诗。 欲流荇菜情难已，惊见睡莲花未衰。 悬瓮山头松失翠，顿憎旱魃费鞭笞。 关于《重到晋祠》的具体写作时间，条幅上只约略说“1965年冬”。冯锡刚在《“文革”前的郭沫若(1949-1965)》中称：“五、六两日，郭沫若重游晋祠，留下最富诗意后来却又颇多忌讳的《重到晋祠》，还兴致勃勃去太原西南40公里的天龙寺石窟参观，访问太原乳牛场。”⑦而据夏鼐日记记载： 1965年11月20日 星期六 上午9时30分车抵太原。山西省人委派常委史纪言、省交际处处长来接郭院长。出站后，他陪着郭院长及徐老乘小汽车先走，我们乘一辆大汽车后随，由东郊沿马路至晋祠招待所，用早点后出来赴晋祠游览。⑧ 因此，冯文所记郭沫若游览晋祠时间有误，不是五、六两日，而是11月20日。《重到晋祠》当然也并非如其所说是五日、六日所题写。 《重访晋祠》的书法条幅，现在作为文物，估价不低。2009年11月9日由北京瀚海拍卖公司在拍卖会上以人民币1736000.00的价格拍卖成功，书法作品价格主要取决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作者名气、年代性、稀缺性、时代性、来源、品相及材质等诸多因素，由此拍卖价可见《重访晋祠》是收藏价值相当高的艺术作品。而同样内容的《重到晋祠》却成为十八首诗作中独独被《郭沫若全集》等文集排除在外的一首，这不由得吸引我们去探讨其中缘由。 二、“康公左手书奇字” 关于《重到晋祠》这首诗被《郭沫若全集》等文集排除在外，多数学者认为原因在于其与康生之间的关联。逯艳就指出这首诗“之所以被逐出全集之外，目前的说法是因为诗的首联‘康公左手书奇字’中涉及到了‘康公’，也就是当时中国政坛知名人物康生。”⑨冯锡刚也认为，“这样一首在那时节难得的好诗，就因为‘康公左手书奇字’而被逐出80年代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之外了。”⑩ 首联中“康公左手书奇字”中的“康公”指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康生，这是确凿无疑的。据夏鼐1965年11月20日的日记记载： ……用早点后出来赴晋祠游览。我是1934年毕业旅行来过一次，门面外边改观了，砌了新墙，开了新门，门上匾额“晋祠”二字，上首是“一九六四年五月”，下款是“康生左手”。(11) 夏鼐这段日记正是他作为科学院专家学者之一，和时任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一起赴山西参观、参加农村社教工作第一天所记。由此可知，当时晋祠所悬牌匾上所书“晋祠”二字正是康生手笔，这也解释了为何郭沫若诗首句即提“康公左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