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虽然在1920年代初就已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但真正引起注意是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面对后期创造社成员的发难，鲁迅、茅盾等“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先驱者们不得不仓促应战，不得不对成仿吾、钱杏邨等人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主张作出回应。正是源于此，当时苏俄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最大权威著称的普列汉诺夫得到了中国学界的重视。鲁迅曾言：“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此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① “革命文学”论争之后不久发生的“自由人”论争，普列汉诺夫更是成为论争双方的焦点人物，甚至可以说，“自由人”论争就是围绕普列汉诺夫而展开的。有鉴于此，本文就以“自由人”论争为话语起点，对普列汉诺夫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中的复杂生存图景作出勾勒与描绘，并由此管窥中国现代学界汲取域外资源的通常范式与普遍生态。 一、被“割裂”的普列汉诺夫：从“自由人”论争谈起 1930年代发生的“自由人”论争在当时文坛产生了较大反响，也直接决定了后来现代文学的发展走向，因此关于这次论争受到后来学界的普遍重视，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次论争与普列汉诺夫的密切关联。 胡秋原文艺自由论的直接理论依据就是普列汉诺夫的话语资源，他在《阿狗文艺论——民族文艺理论之谬误》《勿侵略文艺》《是谁为虎作伥——答谭四海君》《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辩护》《关于文艺之阶级性》等多篇文章中以普列汉诺夫为例证，来印证自身文艺自由论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大体而言，其文艺自由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文艺是“思想感情之形象的表现”，因此文艺的价值应该视其“含蓄的思想感情之高下而定”。②他援引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指出：“朴列汗诺夫指出：艺术之价值，以其思想之高尚与否来决定。”③第二，不排斥文艺反映政治，但反对以政治干涉与束缚文艺，因为文艺“至死也是自由的”。胡秋原并不否认文艺与政治意识之结合，但政治意识必须是高尚的，合乎时代最大多数民众之需要，“如朴列汗诺夫所说，‘艺术之任务，其描写使社会人起兴味，使社会人昂奋的一切东西’”。同时胡秋原认为，政治意识不可主观过剩，否则会破坏与束缚艺术的形式，从而使文艺变得不自由。④第三，承认文艺的阶级性，但反对“光杆的阶级论”。胡秋原认为，应该如普列汉诺夫屡屡指出的那样：文艺是生活的反映，阶级斗争是“生活机构”的“发条之一”，文艺的任务就在于考察这“发条”，研究其复杂的变迁，说明文明社会之精神史，“反映阶级及相互间之斗争之历史”。依循胡秋原的话语逻辑可以得出：文艺应该客观展现阶级的发展史和社会的精神史，而不应该以某一个具体的阶级和“光杆的阶级论”去规约与阻碍对“文学之完全认识”。⑤ 综合胡秋原依据普列汉诺夫而得出的以上三点结论，可以明确：胡秋原不反对文艺表现阶级与政治，但反对将阶级与政治作为评判文艺价值的标准，在他看来文艺具有独立自足性，估衡文艺价值的标准只能是文本内部蕴含的“思想感情之高下”，并由此得出文艺是绝对自由的。 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其初衷虽是针对民族文艺运动而发，但却招致了瞿秋白、冯雪峰、周扬等左翼理论家的强烈批判，而这些左翼理论家在批判胡秋原的同时，也将普列汉诺夫纳入了他们的批判视野。瞿秋白针对胡秋原“艺术之价值，则视其所含蓄的思想感情之高下而定”的言论写道：“这所谓高下又用什么标准去定呢？用贵族阶级的标准，用资产阶级的标准，还是用无产阶级的标准？对于这一点，他是没有说明的，大概是用所谓‘自由人’的立场做标准了。”在瞿秋白看来，正是因此，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实际上是一种虚伪的客观主义。“他恰好把普列汉诺夫理论之中的优点清洗了出去，而把普列汉诺夫的孟塞维克主义发展到最大限度——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旁观主义。他事实上是否认艺术的积极作用，否认艺术能够影响生活。”瞿秋白由此进一步追论：“本来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之中，已经包含着客观主义和轻视阶级性的成份，也包含着艺术消极论的萌芽。这种理论到了胡秋原先生手里，就掺杂了安得列耶夫的‘学说’，和胡秋原先生自己的‘学说’，结果，竟变成了百分之一百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⑥ 冯雪峰认为，胡秋原“自以为并不混乱的基础理论是蒲力汗诺夫”，但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却并非完全正确，其理论中含有“机械论的唯物论的要素”，因此普列汉诺夫对文艺“阶级性的理解是机械论的，是取了机会主义的态度的”，对文艺“阶级的任务的认识，是并非坚固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来的”。⑦然而，胡秋原却“不承认朴列汗诺夫的艺术理论之中有孟塞维克的要素”，因此他就不能理解列宁的党派性原则，更不能以之去批判普列汉诺夫的“孟塞维克”倾向，于是他也就“不能了解关于艺术的武器的作用的那复杂的辩证法的关系”，最终致使他不自觉地走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上。⑧ 周扬对胡秋原和普列汉诺夫的批判彰显出更为猛烈的态势，他指出：“从朴列汗诺夫出发的胡秋原的理论，是怎样陷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泥沼里面，把朴列汗诺夫的孟塞维克的特色发展到Caricature的程度；在对于文学的根本认识上，他是怎样抹杀文学的阶级性，党派性，抹杀文学的积极作用，和对于文学的政治的优位性；对于普洛文学，一般地普洛文化，他是怎样取着否定的态度。然后，我们才可以进一步地指出，在这自由主义的孟塞维克的理论系统之下，他是怎样作了进攻中国普洛革命文学的比民族主义者还要恶毒的但是同样徒然的企图。”与此同时，周扬指出，胡秋原并不理解列宁关于“阶级斗争的客观主义”的“说教”，而把普列汉诺夫关于“科学的批评”的孟什维克的客观主义见解奉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胡秋原实际上是反对了列宁的党派性原则的，是取消了文艺批评的阶级实践的任务的。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