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胡适曾说：“当梁任公先生的《新民丛报》最风行的时候，国中守旧的古文家谁肯承认这种文字是‘文章’？后来白话文学的主张发生了，那班守旧党忽然异口同声的说道：‘文字改革到了梁任公派的文章就很好了，尽够了。何必去学白话文呢？白话文如何算得文学呢？’”①这则饶有意味的文坛掌故，道出了一个历史事实：梁启超式的报章新文体，与胡适倡导的语体新文学，是晚清与五四“文字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两种最具代表性的新式文体与书面语；前者到后者的历史嬗递，是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过程中具有连续性的语言与文体变革。 然而，在过去的文学史叙述中，这种自然的历史嬗递过程被有意无意忽视了。以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为例，这部写于1922年的著作，出于以白话文学为正宗的语文观，采取了以五四新文学接续晚清白话小说和白话文运动的叙事策略，而有意淡化乃至遮蔽与梁启超策动的晚清文学界革命②的内在关联。这种淡化或遮蔽普遍存在于现行文学史的叙述中。本文拟以梁启超、胡适为中心，通过对晚清与“五四”两代文学革命先驱从改良文言到改良白话历程的考察，探讨晚清文学界革命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链接。 一、晚清：改良文言与化雅向俗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和启蒙救亡背景下，近代中文报刊蓬勃兴起，中国文学与思想的传播媒介和读者接受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一个以报刊为中心的文学与思想变革的时代悄然来临。胡适1923年指出：“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③三份杂志引领了晚清与“五四”两个启蒙时代的思想与文学变革。梁启超尝言：“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所谓宗派家法，无复问者。”④作为晚清思想启蒙运动的主将和文学界革命的陶铸者，梁启超风靡一世的报章新文体，起步于变法维新的《时务报》阶段，成熟于流亡日本的《新民丛报》时期。 甲午战败后，先进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局下探求救亡图存之道，中国进入政治变革的准备时期。维新派精神领袖康有为“诡诞敢大言”，“言学杂佛耶，又好称西汉今文微言大义”，“发为文章，则糅经语，子史语，旁及外国佛语，耶教语，以至声光化电诸科学语，而冶以一炉，利以排偶”；这一由南海先生“启其机括”的文章风尚，为其弟子梁启超所继承。⑤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时的梁启超，以“先知有责，觉后是任”⑥的热情与信念，将今文学派三世说和西洋进化论的思想要义，全球列国大局及老大帝国“变亦变，不变亦变”，“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的道理，⑦要言不烦、条分缕析讲给读者。同时，又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变科举的变法逻辑，以及开民智、兴民权、变官制、满汉平权等思想主张，以浅易通俗、热情奔放的报章文体传播到大江南北，取得“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⑧的阅读效应，世称“时务文体”。这一时期，梁启超充当了维新变法喉舌和宣传家的角色，其贡献在于借助《时务报》这一新兴媒体平台，运用明白流畅而有热力的文字，宣扬维新变法和救亡图存的道理，在社会上鼓荡起一股强劲的变革之风。在梁启超成为舆论界骄子的同时，他广采新知、文白杂糅、平易畅达、感情丰沛的时务文体，也开启了中国“报章兴”的新时代。 遵循从众向俗、化雅为俗的大众路向，用浅显易懂、妇孺易解的报馆之文，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追求导愚觉世、左右人心的阅读效应，这既是报章文体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梁启超文体价值观氤氲生成的结果。1897年，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教授生徒，别出心裁地把天下之文分为“传世之文”与“觉世之文”，以为“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而“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⑨鼓励以觉天下为己任的莘莘学子，不落汉学家佶屈聱牙的述学之文和桐城派奇句单行文人之文的窠臼，走出“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而自大”⑩的误区，创造与写作直面时艰、救焚拯溺、条理细备、平易畅达的觉世之文。梁启超“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的为文理念，(11)成为《时务报》同人——黄遵宪、汪康年、麦孟华、欧榘甲等——的共同选择，而传统文集之文古雅艰涩的文体文风，则为时务报馆所不取。 亡命日本后，梁启超总结戊戌变法失败之因，逐渐认识到新民乃救国之前提，造就新型国民和改造国民性是建立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的基石，国民思想启蒙和国民精神再造才是救治中国根本之方。他遍览日文报刊和日译西学书籍，借道东洋辛勤为国人采集西洋文明思想的薪火，相继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发表了大量政论文、传记文、述学文、杂文等新体文章，以及新诗、新小说、改良新戏等文学作品，大力传播近代民主思想和民族国家观念，不遗余力抨击清政府的腐败专制统治，反思批判国人的奴隶根性，阐扬国民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思想、自由理想、自治理念、合群观念等，大声呼唤尚武精神和“中国魂”，甚乃鼓吹革命、排满、破坏、暗杀、自立、共和，以“烈山泽以辟新局”的气度，充任“新思想界之陈涉”。(12)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的“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的威力强大的文字，(13)使得政治革命、民族革命、宗教革命、道德革命、学术革命、文学革命、文字革命、风俗革命的理念深入人心。梁启超“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14)的新体散文，因《新民丛报》坚持最久、影响最大，时称“新民体”。“新民体”是梁启超新文体的成熟形态。 在梁启超新民救国的思想链条中，文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文学作为国民精神的重要表征，无疑是“新民”的重要内容；而文学自身所具有的转移情感、左右人心的特性，又是“新民”最有效的手段。从国民精神进化而言，文学需要“自新”；从促进国民精神进化而言，文学又必须承担起“他新”的责任。对于文学，梁启超抱有“自新”与“他新”的双重期待。20世纪初，梁启超依托《清议报》、《新民丛报》及《新小说》杂志，相继发起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曲界革命，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文学变革之风，在文坛和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语言文学体系的近代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