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①逐渐成为民众福祉水平不可忽视的测量：在判断一个人过得“好不好”时，除了考察其收入及消费水平等“行为性”的福利指标，学者们也越来越重视其自身对于生活的评判，被访者对自身生活状况的主观判断日益成为衡量个人福利不可忽视的指标。 学术领域之外，公共政策也体现出类似的转向，在衡量社会进步时，从单一的经济发展指标逐渐过渡到包含民众幸福感等主观指标的综合性体系。无论是法国由政府主导的《综合发展指标纲领》（Stiglitz，et al.，2010），还是美国众学者提出的国民福祉指数（National Well-being Index，Diener and Seligman，2004；Kahaneman et al.，2006），抑或是已经产生较大影响的不丹王国的“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都体现了主观幸福感对于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认可。 作为个人和社会层面的主观福利指标，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在近几十年来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按照所关注的问题，已有成果构成了一幅不均匀的画面，大致涉及以下三类：（1）哪些人更幸福？大量研究使用横截面数据展示了个人特征及其所在的社会结构特征与个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迄今，横截面的幸福感研究已经汇聚出一些公认的发现：例如，收入越高，幸福感越高（邢占军，2011；Diener and Biswas-Diener，2002；Easterlin，2001；Kahneman and Deaton，2010）；男性比女性幸福感更高（Haring et al.，1984；Meisenberg and Woodley，2015）；越健康，越幸福（Argyle，1997；Graham et al.，2017）；年龄与幸福感呈U型关系（Frijters and Beatton，2008）等；（2）他人的状况是否会影响个体的幸福？数量上较前类研究更少，在相对剥夺及社会比较等理论框架下，学者们同样使用横截面数据揭示社会背景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检验“显著性他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官皓，2010；罗楚亮，2009；任海燕、傅红春，2011；Fernandez et al.，1981；Firebaugh and Schroeder，2009；Luttmer，2005）；（3）个人的过去和未来如何影响当前的幸福感？更少的研究借助个人层面的追踪数据来观察幸福感随时间的变动，以及某些生命事件前后幸福感的变化（Anusic et al.，2014；Di Tella et al.，2010；Headey and Easterlin，2010；Lucas et al.，2003）。 上述三类研究也体现了对幸福感影响因素理解的逐步加深的过程：从个人特征出发，扩展到社会环境的型塑作用，再到个人的生命经历的纵向变迁。无论哪个阶段，背后都有众多跨学科的理论的支持。 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学者开始研究主观幸福感以来（林南、卢汉龙，1989），主要的成果大多数集中在第一类，即使用横截面数据回答“哪些人更幸福”的问题。所涉及的影响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地位、人格特征、人口学变量以及社会支持等方面，总体上验证了其他社会的经验发现（陈世平、乐国安，2001；何立新、潘春阳，2011；胡荣华、陈琰，2012；李路路、石磊，2017；罗楚亮，2006；宋佳萌、范会勇，2013；邢占军，2011；邢占军、金瑜，2003）。此外，近十几年也开始涌现出少量探索社会环境如不平等、参照群体收入等因素对于个人幸福感影响的研究（官皓，2010；洪岩璧，2017；黄嘉文，2016；罗楚亮，2009；任海燕、傅红春，2011；吴菲、王俊秀，2017）。但迄今为止，仍然缺乏使用个人层面的长期追踪数据，对于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动态的研究。 此研究空白由多方面造成：首先是理论上的学科间隔阂，将个人的福利评判纳入时间维度的主要理论是心理学领域的“定点理论”（Set-point Theory），而社会学对该理论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次是包含幸福感测量的个人层面长期追踪数据的缺失，这一点已经随着几个近期陆续公开的大型追踪数据得到缓解；最后，与理论忽视相联系，仍然缺乏合适的统计模型来实现经验性地检验幸福感变化的动态特征。 本文旨在融合心理学中的定点理论和之后对该理论的一些修正，使用最新公开可及的全国代表性长期追踪数据，探索在中国急剧变迁的背景下，经历所筛选的生命事件对于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如何随时间变化，由此将时间因素和动态框架带入当前的主观幸福感研究中。 二、理论：将时间维度带回幸福感研究 在动态框架下考察幸福感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即考察个人过去的经验和对于未来的期望如何影响当前的幸福感。而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心理学家就提出“幸福感是天生决定”的观点（Lykken and Tellegen，1996），认为任何生命事件都不会实质性地改变个人的幸福感，虽然会引起短时间内的波动，但最终幸福感水平仍会回到初始的基线水平（base-line）上，即，人们会对生命事件体现出“适应性”（adaptation）。②随后的相关研究围绕该理论进行了探讨，得出不同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