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8)05-0088-06 英国高等教育历史悠久，但长期以来都是少数人的专利，对于中下层民众而言，高等教育可望而不可即。英国高等教育走出象牙塔、最早的“亲民”活动可能要追溯到19世纪后半期的“大学推广运动”(The University Extension Movement)。英国著名教育史学家奥尔德里奇指出：“由于大学推广运动有众多的学生参与，聚集着社会各个阶级的人士，为妇女提供了上学机会，主张自由教育是面向所有人的，使旧大学意识到其更广泛的社会责任，对建立新大学学院作出了贡献，所以它囊括了现代高等教育中许多最重要的发展。”[1] 一、大学推广运动的缘起 大学推广运动将高等教育送到英国普通民众当中。这场面向中下层阶级的教育运动是由牛津和剑桥大学发起和推广的，其中既与政府重视科技发展的大环境相关，同时也是普通民众对高等教育的向往以及古典大学在传统与改革间抉择的结果。 (一)政府对科技教育的重视 英国是世界上率先进入产业革命时期的国家，早在18世纪它就有“世界工厂”的称号。但受传统学徒制培养模式的影响，以及英国高等教育界对技术教育的漠视，英国科技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严重的危机。1851年第一届国际工业博览会在伦敦举行时，英国还可谓独领风骚，但也有一些欧洲国家在应用科学和技术方面已有明显超越英国的苗头。到1867年第二届国际工业博览会在巴黎举行时，英国在工业上的优势已消失殆尽。“在90个展出门类中，它只获得了10个优胜奖。”[2]这种状况引起了英国政府的警觉。在巴黎博览会后，英国政府曾多次组织皇家调查委员会专门对英国工商业落后的原因和科技教育的状况进行研究。据斯图亚特考证，“在英国历史上，没有另一个三十年产生过如此多的关于教育的报告、如此多的皇家委员会。”[3]一时间，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提高科技水平已成为当时英国社会的最强音。科学艺术署的成立和《技术教育法》的颁布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科学艺术署的主要任务是鼓励技术教育的发展，以考试结果为衡量标准，向有关学校发放资助，推动应用科学的教学，促进中等技术教育的发展。《技术教育法》则规定地方当局有权征收技术教育税，各类培训班和学院的技术教育课程由科学工艺部审批，这标志着英国职业技术教育正规化的开端。另外，还有一些法令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技术教育，但对技术教育发展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如《1870年教育法》虽然是一部初等教育法，但它也涉及中等教育和技术教育。枢密院副院长福斯特在为下议院介绍初等教育议案所作的演讲中指出：“我们的工业的繁荣取决于是否迅速地提供初等教育。试图对我们那些未受过初等教育的工匠进行技术训练，这是徒劳的……”[4]初等教育的普及能为技术教育提供生源保障。政府对技术教育的重视与干预，对大学推广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中下层民众对高等教育的向往 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成人学校大多由中产阶级宗教信徒出资筹办，大多带有救世主倾向，希望通过让广大劳工阶级学会阅读，让上帝之光可以照亮那些在社会底层黑暗中摸索的灵魂。因此，有人把这一时期的成人教育称为“恩惠的劳动教育”[5]。随着劳工队伍的壮大和政治上的觉醒，他们对教育的态度开始发生了重要转变。全国劳工阶级工会领导人威廉·洛维特在他的“教育讲演”中指出，教育是社会解放的手段之一，教育不应该是一种“慈善”的事业，而应该是一种权益，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应当享有受教育的权利[6](P192)。因此，他们不再仰求资本家和贵族阶级的仁慈与恩惠，决定寻求教育“自救”(Self-help)。自救教育确实培养了一批劳工运动的领袖，对19世纪劳工成人教育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高等教育对于中下层民众而言依然是奢侈品。在新大学运动中兴起了一大批城市学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产阶级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就整个社会而言，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比例仍然很低。从1861～1901年的40年时间里，英格兰的大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从0.02％上升到0.05％[7](P456)。因此，他们呼吁能通过新的途径以缓解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三)古典大学在传统与改革间的抉择 牛津和剑桥大学在英格兰高等教育界独领风骚600年，但直到19世纪初，其结构、职能、课程设置、招生政策却与刚诞生时一样保守、排外、封闭。《爱丁堡评论》《教育季刊》和《威斯敏斯特评论》在19世纪上半叶对这两所大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1850年政府首次成立了皇家委员会对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教育状况进行全面调查。1852年发表的《皇家委员会关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报告》指出了这两所大学存在的问题，并对其招生政策、课程设置等方面提出了广泛的建议[8]。在这一报告的影响下，英国议会相继颁布了《牛津大学法》(1854)、《剑桥大学法》(1856)以及《大学考试法案》(1871)。通过这一系列法案的颁布，取消了这两所大学自中世纪以来享受的种种特权及一些宗教限制，打破了其故步自封的局面，开始面向世俗阶层招生和培养人才。 然而，激进派人士认为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这些改革过于缓慢，它们应该为国家财富的增加做出更多的贡献。例如，赫胥黎一贯提倡教育机会均等，他希望牛津、剑桥不仅向中产阶级开放，而且可以“向每天的劳动仅足以糊口的民众子弟开放”[7](P458)。帕西瓦尔则指出：“谁是我们大学的常客？谁能受大学的影响？不是那些给曼切斯特、纽卡斯尔、利物浦、布里斯托尔或伯明翰指示生活方向的人，而是乡绅的儿子，注定从事特定职业的人，或是一些有钱商人和企业主的儿子；对那些正在引导我们工商业的大众而言牛津和剑桥的名字是陌生的……”[9](P166)。他一方面希望牛津和剑桥能与大工商业城市和企业建立联系，另一方面也希望有更多的工商业者能接受高等教育。但英国有着悠久的绅士教育传统，古典大学也一直以培养绅士为己任，要求这些大学放弃培养绅士的目标，直接接收中下层阶级的子弟，自然会受到来自保守派的强烈抵制。寇松勋爵在其著作《大学改革的原则与方法》中指出：“牛津大学为英国培养未来的乡绅或贵族，或银行家，或议员，或甚至皇家近卫军队员，正如它通过教育去训练学校教师或有教养的艺匠的智慧一样……在我们古老的大学里应该有种机制去训练人的责任感，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而抛弃这一切是极端愚蠢的。”[9](P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