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理念是大学利益相关者关于大学内在属性与外在形态的基本观点，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学发展的标准、规约大学的运行和调控大学的改革[1]。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大学进行了系统性改革，推动着我国大学不断由世界体系的边缘向中心进行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理念变革发挥了凝聚改革共识、提供改革动力和引导改革方向的重要作用，成为其他操作层面各项改革的先导性要素。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大学理念变革是在社会转型的特殊背景下展开的，也遭遇全球认知与本土认知、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学术治理与行政治理、刚性制度与知识共同体精神气质之间的强大张力。这种制度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大学理念，在变革逻辑和样态上与其他国家大学理念变革有很大不同，形成了大学理念变革的“中国模式”。 一、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大学理念变革的双重逻辑 布鲁贝克将高等教育哲学分为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类型，前者强调大学的社会逻辑，后者则强调大学作为高深学术机构的内部逻辑。布鲁贝克认为，这两种逻辑在美国等国家的大学发展中是交替发生作用的。而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大学理念的变革，总体上体现了双重逻辑同时存在的特征。 (一)大学理念变革始终与国家新的现代性方案高度契合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事实上存在两种不同的高等教育观念，一是借鉴“苏联模式”形成的等级制观念(Hierarchical)，二是延续“延安道路形成的”平等主义观念(Egalitarian)[2]。前一种观念也被称为“专业模式”，强调大学的专业化，后一种观念也被称为“革命模式”，强调大学的社会主义理想。这两种不同的理念差别很大，体现着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不同理解，它们均属于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的范畴。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设计出了一条新的现代化方案，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新的现代性方案的牵引下，大学理念变革结束了专业模式和革命模式的二元对立，开始以邓小平“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主导大学理念变革。1983年邓小平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教育体制改革必须要遵循“三个面向”的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处于一种特殊的社会转型状态，产生了新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多元利益主体，这种社会转型的拉力成为大学理念重组和再造的主要动力。在社会转型的不同阶段，我国的大学理念都会基于外部制度环境和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调试和修正自己的体系，大学理念变革始终与我国新的现代性方案高度契合。大学理念变革过程中，大量反映中国社会变迁的特有词汇，被深深嵌入大学理念的话语体系中，如“四个现代化”“思想解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新的大学理念话语体系，成为改革开放后不同时期高等教育凝聚力量、调控方向的“改革共识”，对体制改革和教学改革起到了重要的先导性作用。 从大学理念供给方式和其特定内涵看，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大学理念变革的逻辑无疑具有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的典型特征。 (二)大学理念变革体现了大学内在逻辑要求 大学是以高深学问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高度专业化组织，其运行有着自身的逻辑。对大学内在逻辑的尊重与认同是大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现代大学理念体系中最核心的成分。 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西方现代大学理念被简单地当作“毒草”而加以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新的社会价值取向，长期盛行的“反智主义”思潮得到纠正，大学教师的文化身份得到国家和社会认同，学者群体在大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肯定，大学的自主权得到重视和保护。有关学术自由的讨论不再是禁区，逐步成为学术界一个重要的论域，并且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中央教育政策文件中，学术自由和学者治学的主张也得到体现。从此意义上讲，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大学理念变革中，大学的内在逻辑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新的大学理念无疑也具有“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的特征。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内在论大学理念在我国再度崛起，主要有如下3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改革开放促使我国大学加入了全球化的知识体系，其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西方国家大学理念的影响；二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使大学理念变革能够根据内在规律来推进；三是在思想解放的社会生态中不再割裂历史，历史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大学精神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肯定。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大学理念变革既是外部逻辑引导的结果，也是内部逻辑推动的产物，双重逻辑同时发生作用并达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大学理念变革的双重逻辑，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超越了政治论与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的分野，创造出了大学理念变革的“中国模式”。 二、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大学理念变革的主要样态 (一)形成了复数的大学职能观 大学的发展过程本质上是大学职能不断扩展和完善的过程，将科学研究引入大学是现代大学形成的标志和重要条件。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学习苏联教学和科研分离的体制，在大学之外成立科学院系统。受此影响，我国大学的职能单一，以教学工作为主，全国重点大学都不重视科学研究。1961年中央发布的“高教60条”中还专门指出：高等学校要以教学为主，克服科学研究和社会活动过多的混乱现象。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学的职能观发生重要改变，逐步从以教学为主的单一职能观转为复数的大学职能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