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曾经断言，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时至今日，这个论断显然已经得到了现实的佐证。回望过去，我们可以看到，自中世纪城市诞生以来，人类的生活世界和历史进程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动，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新的审美趣味以及新的文化精神取代了旧有社会形态下的旧的传统，城市的发展和变迁因此成为某个新历史阶段或某种新文明形态的源起，比如14世纪在西欧各国陆续发生的文艺复兴，18世纪开掘理性自觉的启蒙运动，甚至19世纪中后期以审美现代性为精神指向的现代主义运动，都是以城市的形成和扩张为其实际社会基础的。延用彼得·伯克的说法，没有城市，就没有文艺复兴，更不会产生后来的启蒙运动和现代主义运动，世界历史的进程将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不仅如此，城市的发展还伴随着“人”的觉醒。因为城市生活使人与人的交往渐趋市场化，而市场化的人际关系是以个体对彼此所拥有的产品资源的相互承认为基本前提的。因此，在这种新的生活语境中，“个人”的概念从背景中凸显出来、逐步被强调，而人的本质也日益从“神圣教徒”或“神的奴婢”转变为具有现实物质生活需要的“世俗的人”。城市使人的现世生活真正成了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个人不等同于他所依附的环境，人的自觉又与环境的自治共同存在。可以说，无论对于客观的世界及其发展演变，还是对于主观的人及其成长成熟，城市都是无可替代的、最关键的核心。 当我们谈论城市时，往往习惯于把城市作为一个空间概念来谈论。因为在地理学的层面上，城市不仅意味着边界或界线(这一边界或界线对外区隔了城市与乡村，对内框定了市中心与市郊)，还意味着密集的建筑群以及贯通整个城市的地面与地下交通系统；更重要的，城市还包括多功能、多主题、多形式的文化机构、服务场所与娱乐设施。这一切可见的空间景观共同塑造了城市，而通过人与景观的“展演(performing)”，城市又自主生成抽象的、不可见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衍生出社会文化意义上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非主流、精英与大众等多重二元对立的象征性空间。 由此可见，即使只把城市当作一个空间概念来看，它的内涵都极其复杂和多元。这不仅因为城市内容包罗万象，更关键的是，城市不是固定静止的客观物，而是一个始终在发生、在流变的过程。行动中的人自不必谈，就是写字楼、地铁公交、大街小巷等“静物”也是在与人的相互动作中“自我呈现”或“自我展示”的，“空间(space)”在不断地变成“居所(place)”，“客观之物(objects)”在不断地被赋予生命和意义、从而转化为“关系(relations)”，“事物(things)”在不断地被卷入到关系之中成为“事件(events)”。城市从未停止过行动和变动，不断生成中的城市显然要比展现中的城市更接近城市的内在本质。所以说，城市也是一个被建构的概念，把城市视为一个时间概念而非空间概念来探究，也许更容易令我们领悟到城市之崛起与胜利的奥秘。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作为时间概念的城市，希望尝试解答的问题是，在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的时间轴上，城市精神位于何处以及从何而来，城市文化中所包蕴的时间观念又怎样作用于现代都市人的日常生活，现代城市问题是否聚焦在对“当下”“瞬时”以及“碎片化”的承认中。 记忆的悲观主义情绪和记忆的“阶层化” 作为时间概念的城市有两个重要维度：记忆和乌托邦。记忆维度体现了城市形成的过程，关乎城市的历史和传统，是差异建构和城市主观性形成的过程。一个城市的记忆并不都潜藏在作为城市主体之人类的心灵当中，那些不发声的博物馆、古旧民居、旧城墙、狭窄的街巷，或者那些日渐消失的手艺、仪式、风俗、社会风尚，甚至是那些难再寻觅的食物的味道、曾经流行过的旋律、某种根深蒂固难以去除的习惯，都是城市记忆的沉默载体。这些事物见证了一个城市的过去，也参与了这座城市形成风格、铸就特色、最终成为“这一座”而非“那一座”城市的全部过程。 从时间的角度来看，记忆直指过去，记载的是城市的生成史。与瞬息万变、令人眩晕的现实世界相比，这些不断“过去”又不断生成的记忆更贴近人类的本心。它塑造了城市成长进程中的神话时期或童年时代，激发了现代人无限的想象，是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人永恒的“避难所”和精神家园。也正是因此，浪漫的怀旧和感伤的乡愁注定是永不衰落的城市话题之一。 我们并不怯于承认这一点。不过，值得特别关注的是，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在这种浪漫的怀旧和感伤的乡愁之中，已无可避免地汇入一股悲观主义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已渐渐取代怀旧和乡愁，越来越占据了现代人的心灵世界。悲观不是因为失落的黄金岁月不可复得，更不是因为留恋田园牧歌般的乡村生活而拒绝城市，而是因为人类主体也不得不像被持续建构的城市一样，持续地对自身与环境、与社会、与世界的关系做出调整。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劳动分工日益细密，知识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要素，“迅速变得比土地、劳动力、资本更加重要”，“成为经济组织和发展的关键”[1]，成为令人瞩目的财富资本，并且“具有高附加值的‘知识’作为一种生产因素，在全社会尤其是生产过程中，与学习和创新的联系日益紧密”[2]。简单地说，知识不能被先天习得，也无法通过后天的培育一劳永逸地获取，它不仅要求知识主体在教育成本方面连续性的高投入，而且无论是知识生产还是知识消费，它的最终产出和效用还要接受实际生活的检验，与人类主体对自身的认识及反思息息相关。可以说，知识比以往任何一种生产力和生产要素都更富有创造性，也更具有无限的、不可预知的可能性。正是因此，当知识生产取代情感生产成为城市精神的主因(the dominant)后，社会的分化必然会加剧，无论是在经济生产方面，还是在政治权益方面，更是在文化教育方面，人的个性化会越来越明显，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也会愈益鲜明。我们可以想见，以知识生产主导社会进步的城市化进程，在激发城市潜力的同时，也必然会营造出社会整体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使每个个体的人都更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