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见于Michelle Hilmes(1997),Radio Voices:America Broadcasting 1922-1952,Minneapolis:x,pp.11-23，有删节。 有人认为，广播公司播放什么样的节目听命于用户的喜好。他们认为，在私人领域，人们选择什么样的广播节目来娱乐休闲，是一件小事。但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到目前为止，广播的公共影响力，既不是由制作方的原本意图说了算，也不是靠迎合观众喜好做到的。当1929年Pepsodent公司开始赞助广播剧Amos 'n' Andy时，它的目的大概只是靠这种赞助来卖掉牙膏而已。人们去收听节目，大概也只是为了在漫长的一天结束后笑一笑，放松一下。当初的WMAQ(芝加哥一个广播电台)和NBC(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大概只是想把广告和娱乐这两种目的合二为一。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种族和民族背景下，广播这一套特定的表现形式的诞生，是基于特定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的认可的。这套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的影响远超过节目播出这一行为本身。 至少，听众们在同一时间调到某个时段播出的某一节目，创造了共享的共时性经验。这一共享的共时性经验概念，对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建构的具有现代国家意识的“想象的共同体”至关重要。他对现代受印刷品影响的市民即报纸读者的论述，启发我们去考虑广播听众这一问题： (报纸读者)清楚地知道，他所奉行的这个阅读“仪式”，同时有成千上万(或数百万)的其他人在重复。他确信那些人存在，但是他对他们的身份一无所知。而且，这个仪式一直都以每天或半天的间隔不断重复。想象关于世俗的、依历史来计时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想到什么比这个更生动的形象呢?同时，报纸读者看到他看的这份报纸在地铁、理发店、邻里社区被消费，再次认可了想象的世界显然扎根于日常生活。① 20世纪20年代，广播电台系统正在美国崛起，不仅积极发挥着凝聚“共时性”体验的力量，而且沟通、生成着这一经验的意义。广播不仅对其时代的主要社会张力做出回应，而且通过在音乐、喜剧和叙事剧中直接对观众的情况发言，使得这些张力成为其所建构的话语世界的内容。 我们知道，安德森将国家和现代民族意识的萌发归因于受利润驱动而发展的印刷媒介——“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它让越来越多的人以全新的方式思考自身，并将自己与其他人联系起来。印刷术的发展使大众的阅读推翻了官方语言(如拉丁文、宗主国语言等)的限制性门槛，使欧洲和其他地域历史里面的“白话”(the vernacular)和民族语言能够在更广泛的受众中传播，最终推翻传统权威，建立起公民与国家、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新型关系。这种想象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像具体的地理边界、共同的民族遗产或语言同化这种真实有形的东西之上，而是建立在设想、想象、感觉、意识之上。在这种关系中，不仅是传播的技术手段，还有核心叙事、表现形式、代代流传的“记忆”和选择性遗忘，把民族团结在一起。“所有意识上的深刻变化天生就带着独特的失忆症。在某些特定历史情况下，从这样的遗忘中诞生了故事。”② 被安德森视为关键的那些东西，在广播发展过程中，也以新的媒介形式发挥了作用。彼时，人们对“无线电广播”这种新媒体有着普遍的期待。广播联结了一个分布在辽阔土地上的美利坚民族，被认为有利于文化统一。然而广播的历史又是充满张力的历史。 广播这种新媒体通过将公共空间带入隐秘的私人空间，把偏远地区与文化中心联系起来，用无形的以太波把国家捆绑在一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用各种赞美之词来庆祝这个预期中的美丽的广播新世界： 无论是山中独屋里的采矿工人、海上的水手、冰天雪地里的极地探险家等完全与世隔绝的人们，还是待在家中的市民，都可以享受最好的音乐，收听著名政治家和行业翘楚的演讲，收听新闻报道和世界上最伟大的传教士的布道，无论他们在哪里。所有这些形式的信息或娱乐隔空来到他面前，太不可思议了，他总是惊叹于这些从大自然抢来的超能力。③ 如下是一名采矿工程师写下的感受。他驻扎在加拿大偏远的塔玛戈米(Temagami)森林保护区。这刊登在1920年4月的《矿工》(Colliers)上： 我现在加拿大北部的一个小棚屋里……有三个贴心朋友在棚屋里陪着我——斧头、狗和无线电收音机。这些都是我必不可少的财产。如果没了斧子，木柴烧尽后我就会被冻死……如果没了无线电设备，那么我会再次与曾经接触的外世隔绝。 我摸到开关，拨动它，来自纽约纽瓦克的管弦乐队演奏的音乐就填充了整个屋子……轻轻地转动那个神奇的旋钮，我就到了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听一个人向全美成千上万的小听众讲故事。有了这个神奇旋钮，我可以命令十几个广播电台发送出音乐节目和新闻报道。我随性自娱自乐，了解繁忙的外部世界的细节故事…… 只有昨天，待在这里就是与世隔绝。但现在不是了。无线电话改变了一切。记住我在哪里，然后你会感觉，听到一个妈妈一般的声音认真介绍怎么让馅饼派的外壳更脆，是多么“像在家一样”。不，我可能是在“穷乡僻壤”，但是整个世界都直接走到了我手边这个小小的铜质开关的旁边。④ 然而，消除距离和区隔，不仅承诺了希望，也带来了威胁，威胁到原先的自然与社会空间的分隔状况，例如种族、阶级、性别、城乡之间的相对隔离。无线电的“无形”让它得以越界：“种族”音乐侵入白人中产阶级家中，轻歌舞剧在客厅里和歌剧竞争，低俗的城市娱乐让农村人大为吃惊，销售员和演员的声音在家庭内部找到一席之地。布鲁斯·布利文在其1924年的文章《利贞一家人与广播》中简述了这里面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