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8)09-0109-19 一 从三类文化危机到文化国际主义 在既定的物质与历史环境中,文化与政治互为建构、相辅相成,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在世界秩序的转型前夜,由文化运动和文化建设引领和激活政治发展和秩序变革的例子并不罕见。特别是在危机之际,以文化来创建秩序往往成为秩序转型的切入点。因此,对文化危机的分析是研究世界秩序变革的重要途径。 (一)“例外论”“威胁论”与中国文化的外向性 矛盾分析是研究国家治理的基本方法。关于当前中国外交的约束性条件,近年来大致形成了三类观点:一是中国外交受制于中美结构性矛盾,二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通达不够,三是中国的全面崛起被人为妖魔化。应当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不但融入了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而且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二十国集团(G20)等多边国际机制中拥有了更强话语权。不过,在社会和文化外交方面,虽然中外交流持续不断,部分领域迅速发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边文化机制中影响力越来越强,但是也必须承认,中国在文明对话、文化交流、国家形象建构、国际间互信建设和命运共同体构建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面临挑战。在国际上新一轮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中国威胁论”等思潮的影响下,中国面临着“文化例外”“文明孤立”“文化威胁”的困局。① “文化例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中华文化本来就是一个开放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强劲影响,越发呈现出东西相通的特点。然而,随着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逐渐确立和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不少大国在成长历程中曾出现过的精神现象也多多少少在中国出现,那就是宣扬本民族文化最优以及民族文化特殊性,即“例外论”的文化思想。虽然中国并不主张文化例外主义,但是强调国情和特殊性的做法如果在话语实践中遭到误读,或者被别有用心地加以曲解利用,中国文化就会逐渐被渲染为世界各文化中的异类。 “文化例外”的进一步表现是“文明孤立”。如果说“文化例外”只是一种内在思想,那么“文明孤立”就是一种被国际环境建构起来的外在的文化和政治现实。虽然世界文明各有特色,但是不同文明在国际社会化和全球化的作用下,确实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相通性。大国成长中的政治智慧是努力把本国文明建设为符合国情但又与国际社会相通的形态,而非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类型。当前中华文明的经济形态与世界的主流经济形态既有相似性也有相异性,其中相似性的比重被认为越来越大。然而,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形态则被不少观点解读为相异性大于相似性,而且正呈现出更大差异。这种国际政治的观念建构有反华政治操作的背景,实质上是一种文明融入与文明孤立的政治斗争。 对于中国来说,正在复兴的文明会被误读为“文化例外”或“文明孤立”可谓百思不得其解。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何以反被视为“世界文化的异类”呢?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外向性危机,这一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华势力恶意建构起来的,但又不能说与中国自身的文化实践毫无关系。实际上,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的崛起,当今世界进入了历史发展的转折期和秩序变革的过渡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调整是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什么样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理念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类的共同利益,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不但有助于消解“中国威胁论”,还能够为世界秩序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新的理论视角。如果处理不好,中国文化就会出现外向性危机。所谓外向性危机,就是中国文化在重建及传播过程中,非但没有实现自身优秀文化的扩散,反而在严峻的价值观斗争中,因为不当的传播理念、制度和路径,反而将不良文化传播出去。甚至优秀文化(如孔子学院)也会遭到误读,被文化接收者反感甚至视为威胁,本来旨在消解“中国威胁论”的文化战略,反而可能成为新的“中国威胁论”的催化剂。 (二)区域治理中的“文明冲突”与地缘政治回潮 冷战结束后兴起的“文明冲突”既存在于全球政治也存在于地区政治之中。②虽然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冲突并不常见,但是由于“预言”指出世界性的权力转移将在大国或大国集团之间发生,因此,在社会建构的逻辑下,文化冲突的政治效应遭到放大,外溢为全球影响。在地区内或区域间,文明或文化冲突则时隐时现,频繁发生,成为对地区稳定和国家间合作的严峻威胁。区域文明冲突的激化有三个主要动因。第一,被冷战压抑的地区文化冲突仍然处于反弹的亢奋期,其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宗教复兴和逆全球化等思潮相结合,加剧了地区内的文化冲突。2017年以来,中东地区的卡塔尔、伊朗、叙利亚和土耳其等国趋于结成联合阵线,与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国对抗,其背后有着深厚的教派和民族冲突背景。近年来,朝鲜、韩国与中国在世界非物质遗产申报过程中不乏相互较量,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相关历史问题上还在与中韩对峙,这些都影响了东亚区域合作。 第二,国际移民引发了文化融合困境,地区文化排外主义和文化不适共同酿成区域治理难题。冷战结束以来,历次国际经济危机都引发了东南亚地区的排华运动。在今天的欧洲,文化冲突随着新一轮的国际移民潮而愈加明显,甚至引发了欧洲的政治分裂。伊斯兰文化与以基督教文化为基础的欧洲文化产生了激烈碰撞,对欧洲的文化认同产生了重大影响,激起了欧洲文化民族主义的反弹和高涨。据美国皮尤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7年的数据,2016年欧洲穆斯林占总人口的4.9%,其中30个欧洲国家穆斯林的总人数从2010年的1950万增至2580万。未来,即便穆斯林移民归零,到2050年欧洲穆斯林占人口的比重也将从4.9%增加到7.4%。穆斯林已经是欧洲最庞大的少数文化族群,此外穆斯林的人口增长率还一直高于非穆斯林,前者的平均生育率为2.6%,后者仅为1.6%。可以预期,未来欧洲穆斯林还将持续增加,这引起了部分欧洲民众的强烈焦虑。③以北欧的政治和社会转型为例,“挪威、荷兰等西欧和北欧国家一度奉行宽松自由的移民政策和多元文化主义,成为移民融入领域的典范。然而这些国家近来也纷纷开始收紧外国人政策,例如荷兰自2003年起执行欧洲最严厉的移民限制,融入课程、入籍考试以及家庭团聚前的语言测试都成为有约束力的规定,该国议会还于2011年6月底应动物保护党的提案通过条例,禁止在犹太和穆斯林教徒中常见的放血屠宰牲畜的做法。瑞士全民公投通过法令,禁止建造伊斯兰教宣礼塔;法国、比利时等国先后颁发穆斯林长袍禁令,世俗化程度极高的法国亦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宗教饰物。④欧盟的火车头德国与法国都承受着国内政治的巨大压力,在接纳穆斯林移民方面不断倒退,向保守主义的政治势力妥协,这间接减缓了欧盟一体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