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在失去相当国家权益的基础上与苏联正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下简称中苏条约)，获得了从苏联全面接收东北主权与不支持中共的承诺。但由于苏联担心自己的远东战略利益受到来自美国的威胁，对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国民政府在接收东北过程中不断采取强硬限制措施，从而使国民政府接收进程非常艰难，亦导致了国民政府与苏联关系不断恶化。对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国民政府的东北接收战略及与苏联的关系的相关研究，目前虽已有一定的代表性成果①，详略不等地涉及相关内容，反映了美苏格局下中国战后的政治局面，但由于史料的相对缺乏，此期间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仍然有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东北接收的视角，对照相继解密的中、苏档案，试图对此期间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作一个较为系统的尝试性探讨，以期此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深入。 一、苏联的远东战略与国民政府被动签署中苏条约 为了推动苏联在欧洲战事结束后尽早对日作战，1945年2月初，美、英与苏联签订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其中规定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苏、中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并保障其在中国东北的优先利益，亦同意维护中华民国在满洲完整的主权，同时规定上述有关外蒙古及东北的港湾与铁路等协议，需征求蒋介石的同意。罗斯福依斯大林的要求，采取得到蒋介石同意之适当措施。 事实上，苏联与中国执政的国民党之间是有着很大的矛盾的，双方经常在媒体甚至当面相互指责。1945年2月3日，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斯克沃尔佐夫致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信中指出，国民党经常散布风声说苏联集兵远东边境准备参加对日战争，同时“由于新疆发生的起义事件，反苏宣传活动仍在继续着”。②蒋介石等人曾多次向美国抱怨“说俄国人正在帮助共产党人”，而苏联则宣称，他们从来不认为中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且“从来也没有帮助过，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给他们提供过武器，今后也不会提供”，“在新疆事件过程中，是苏联的立场挽救了蒋介石的命运”，“仍然保持与中国友好的立场”，但蒋介石“在对待苏联的态度方面仍然表现得颇有些忘恩负义”，并“正在系统地开展反对苏联的宣传活动”。③为了试探苏联对中国政府与中共的态度，改善最近一段时期“中苏关系出现了一些恶化的迹象”，白崇禧于6月7日、19日拜访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认为在新疆武装冲突事件中的核心力量是俄罗斯的白卫军分子；在关于苏联报纸许多文章方面，白崇禧认为“过多地使用了来自共产党人的情报消息”，“观点非常偏颇”。④7月宋子文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的谈判中，宋子文认为“苏联报刊上发表了很多诋毁中国政府的文章，而此举当然不会对中国政府有益”，“希望苏联政府能对这些报刊加以限制”，斯大林则反驳说“中国报刊上也写了很多不利于苏联的东西”。⑤ 苏联从各方面的情报得知，国民政府不会同意租赁旅顺与公开承认外蒙古独立之事，这很大程度上冲击着苏联的远东战略利益。其实苏联不仅仅满足于《雅尔塔协定》所规定维持外蒙古现状、中国东北国际优先权的内容，它必须坚决促成外蒙古独立，自己独享在中国东北特权，而不能使其他国家涉足。为了落实《雅尔塔协定》的相关条款，苏联一方面要求美国积极协助，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国民政府的压力。 首先，苏联取得美国的支持，反对国民党的政治独裁与一党专政，分化美国与国民党的关系。苏联从战后世界各国普遍要求建立民主现代国家的基础出发，多次表示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苏联认为，中共提出的政治改革路径是召开各党派代表的协商会议，宣布立即取消一党制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最高联合指挥部，在该政府的领导下筹备召开国民大会和成立立宪制政府，这样的程序可使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但“在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上，国民党不想做任何让步”。⑥同时苏联认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建立一个政治委员会，虽有各党派代表参加，但国民党能掌握绝对优势，“能够使所要求建立的联合政府丧失活动能力”。⑦1945年4月15日，赫尔利在莫斯科拜会斯大林，斯大林表示“将采取一切措施促成中国武装力量的统一”⑧，并“愿意看到中国是一个民主的和统一的国家”。⑨在苏联人面前，赫尔利一直强调自己努力在苏联与国民党之间、国共之间进行调节，决心改变蒋介石对苏联与中共“抱有的偏见”，同时他也多次表示决不干涉中国内政，国共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是中国人自己的内部事务”，“美国国会反对干涉内政，禁止我进行谈判”。⑩ 其次，苏联在撇开自己与中共关系的基础上，以中立者的身份高度肯定中共在抗战中的作为与地位，力图以此来制衡国民党。莫洛托夫认为，“苏联想同中国建立一种更加密切而和谐的关系”，“苏联政府不希望中国出现内部争斗和国内战争”，并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一群努力要在中国进行改革的人”。(11)斯大林也认为，中共军队在抗日过程中表现英勇，且“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很少贪污受贿”(12)，后来又告诫宋子文，“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些不错的爱国者，他们与日本作战非常英勇，战绩颇佳”。(13)彼得罗夫也多次明确表示，中共立场与目的只是组建民主联合政府与加强反日斗争而已。(14)这些表态对中共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一方面从国际上肯定了中共战后在中国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从国际上为中共独立自主地在国内开展政治与军事斗争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苏联迫使赫尔利等人不得不承认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训练有素，善于作战”(15)，同意中共领导者确实是“非常好的人，他们努力追求变革”。(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