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县、神农架、荆州，地域文化面貌尽管各自不同，却在陈应松的笔下逐渐生成、靠拢、融合、杂糅，形成文学意义上的共性，由此构成了他的精神故乡和文学根据地。也就是说，陈应松具备极强的文化整合能力和鲜明的主体创造精神，能够自由地在江湖与高山的不同文化种类中穿行，出乎其内超乎其外。陈应松鲜明的主体创造性贯穿于地域叙事之中，他以奇崛的意象、惨烈的场景、鲜活的语言、跌宕的情节构筑起中国当代文学个性色彩强烈的“高地”，其审美呈现的得与失，思想批判的成与毁，地域表达的正与误，的确值得我们经由文本解读作深长之思。 一、日暮乡关何处是 按照刘庆邦的说法，每个作家都有两个故乡，一个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生于斯，长于斯，是人生的起点；一个是精神意义上的故乡，“我心安处即是家”，或可称为灵魂的家园，是精神的归宿。陈应松的故乡何在？他的出生地湖北省公安县黄金口镇，可算地理的故乡，他的精神故乡究系何方？是公安县？是荆州？还是神农架？从其小说、散文创作中都可以找到各自的依据，却又无法形成统一的认知。 公安县黄金口镇，曾经是长江支流虎渡河畔一个热闹的码头。虎渡河通往长江大海，小小渡口于是就有了观天地盈缩的雄浑气象。流水匆匆，带走了作家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小船悠悠，却也带来了外面世界的精彩见闻，给予作家最初的、最深切的文学启蒙。小镇茶馆里说书人的醒木拍出多少回肠荡气的英雄故事，引人流连。①小小收购门市部里从四野八乡收购来的卷帙散烂的旧书，打开了一扇扇通往外面世界的窗口。陈应松在散文集《小镇逝水录》②中述往事，记流年，以生动活泼温馨感伤的笔墨追忆黄金口小镇的奇闻逸事、众生百态。楚地民间多禁忌，大年三十不准喝汤，正月初一不准扫地倒水，灶头不准乱放东西，等等；③家祭、烧封包、过阴兵、叫魂、请七姐、请筷子仙、拿魂等民间信仰，在楚地四野弥漫，楚人信巫鬼、重淫祀的文化传统，历经数千年不曾消磨，这些无疑给作家提供了丰厚的文学营养。时代尽管贫困，我们从作家的回忆散文《说过年》《没有玩具的童年》《茶馆》《小镇的收购门市部》等篇什中还是可以读出挥之不去的浓郁乡情和温馨记忆。 陈应松下过乡，做遍农活，上过水利工地，返城后成为县水运公司职员，跑过船，下过海南，直至成为专业作家。在陈应松的创作年谱中，存在着三个文学地域板块：公安县、神农架、荆州。这三种文学地域书写的共性十分明显：第一，都是“客寓者”的写作，无论是回瞻式的公安县船工题材小说，还是体验式的神农架题材和荆州水乡题材写作，作家都已经“外在”于书写对象，从身份上来讲，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受书写对象的限制，如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京派作家的乡土小说，其实都是客寓都市的作家对于乡村生活的回望或者想象。第二，都贯穿着作家饱满的叙事激情，带有鲜明的主体创造性。陈应松笔下的虎渡河、神农架、荆州湖田等，都不是纯粹的自然主义式的客观复现，都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式的诗人气质，物质形态的地域文化因此在小说文本中散发出主体精神的独特气息，由此构成了类似于“一切景语皆情语”的古典诗词的意境，这种文体借鉴及其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创新性意义。第三，都是在抓住地域文化的主要特点的抽象写意的涂抹之外，填充进了诸般杂糅性的文化元素，以此增强地域文化书写的表现力度。正如作家自述：“我不会只写神农架一地的风俗，我把湖北的许多东西全揉进去了，全发生在神农架，包括风俗。”④同样地，作家在公安县虎渡河小说和荆州湖田书写中，也流注一股浓郁的神秘浪漫精彩绝艳的《山鬼》气息，我们知道，楚辞《山鬼》本是书写山林而非平原之作，将山林笔法移作平原书写，是陈应松主体创造精神的体现。追求地域书写的精神气质上的“神似”，辅之以精准真实的物质性细节描写，这无疑是陈应松小说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足以打动人心的重要技术原因。 如此，在外人看来地域文化面貌迥异的公安县、神农架、荆州，在陈应松的文学观念中却并无明显的此畛彼域的分界线，更没有创作实践上的绝壁式的断裂痕迹，它们都是作家的精神乡土，是支撑着巨人安泰成长的坚实大地。日暮乡关何处是？是那片古老神秘、巫风弥漫的楚地。如同作家笔下的公安县、神农架、荆州皆为假托一样，这片总体意义上的楚地叙事当然也是假托；而对于真实的故乡，无论是在地理意义上还是在精神意义上的故乡，作家的心态其实都是矛盾分裂的，一方面，饱含深情，伤感低回，“所谓故乡，就是总梦见那儿的鬼地方”。⑤另一方面，他又对现实的故乡满腔怒火，不予认同，“河道已经改了，房子没了，过去的欢乐也没了，墙基倾圮在水里，一切都改变了样儿，物是人非”。⑥其实，所谓的故乡，既是一种地域存在，又未尝不是一种时间存在，故乡已经漫随流水东逝，烟波江上哪里还有故乡的影子？偏偏有一个饱含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作家，对抗流俗，背铁砧上山，在星空下漫步，执著地要在文字世界里挽留故乡匆匆远行的步履，立此存照，爱恨交织，写下一系列楚风弥漫的传奇诗篇，震撼世俗，大撄人心，这个人就是陈应松。 二、河风吹老少年人 陈应松关乎公安县题材的创作，笔墨间多带有回忆的苦涩和温情，诗性是其最大的公约数。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视其小说、散文创作为另外一种形式的“自叙传”。散文集《小镇逝水录》中的上百篇文章，直观、立体、全面地记述了作家从童年到青年时代的人与事。小说《大寒立碑》则是矗立于天地之间的一块儿子为父亲立起的巨碑，小说采用第二人称叙事，是作家与父亲直接对话的语气： 你一个人走在异乡的土地上，初秋的天高朗无言。你揣着一把剪子——活命的根。你占了一门手艺，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人生了孩子，要穿，死了老人，要穿。生生死死，婚丧，嫁娶都离不开它。罗裁缝，你就是一片悲壮的霞色，替这个万恶的人类打扮黎明和傍晚，但你的手艺陪伴他们走完世间的路，让你的剪刀裁剪着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你的针线缝补着岁月的罅痕，让遗憾、秘密、爱与恨，绵绵不断，与天地长存。⑦ 我们知道，第二人称叙事的局限性太大，会直接影响到小说的叙事广度和进程，而《大寒立碑》是能够成功的少数之作，这一点值得我们给予充分的关注。阅读这篇小说，可以明显感受到作家的那种直抒胸臆的强烈倾述欲望如火一般燃烧，全篇因此弥漫着沉郁的抒情的诗意，好像不使用第二人称就再也没有其他更为合适的叙事角度了，《大寒立碑》完全可以视作当代文学史上叙事学意义上的独特的“这一个”，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楚人陈应松无比推崇屈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认同他的不忘记个人性的疼痛感和屈辱史；他也推崇乡贤“公安三袁”的“真人真心真性情”的文学观，可以视为他对故乡文学传统的“抽象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