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史的角度观察蒋子龙，将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作为“改革文学”的旗手或引领者，蒋子龙随着“改革文学”潮流在新时期初的涌现而崛起，也随着该潮流的消散而淡出文学史家及批评家的视野，成为文学批评与研究中的“失踪者”。新世纪以来，随着研究者“重返80年代”和“重返‘新时期文学’”，蒋子龙如同“归来者”一样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阈，成为探索和研究新时期文学“起源”问题的重要个案。但是，“重返80年代”视野中的蒋子龙，被关注的依然是《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等早期作品，虽然在理论资源与阐释方法上与“改革文学”中的蒋子龙叙述截然不同，存在“以‘文学性’的逻辑解构‘新时期’的逻辑”①的区别，但依然有着类似的“阐释框架”与理论预设，只不过换了一种“读法”而已。蒋子龙后来的小说创作及其整体形象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阐释。蒋子龙批评形象的固化和阐释内容的单一，不仅遮蔽了对蒋子龙小说创作发展与转变的探索，而且影响了全面认识蒋子龙创作的美学及历史意义。所以，我们应该跳出“改革文学”及“新时期文学”的概念，从作为“介入的作家”视角解读蒋子龙，以整体性的理论视野阐释蒋子龙小说“介入”的美学特征、实践性价值及其文学史意义。 一 作为“起点”的“开拓者家族” 蒋子龙小说创作的显著特征在于创造了一系列以乔厂长为代表的改革者、开拓者人物形象，这是蒋子龙最为自豪的地方。他在1983年版《蒋子龙选集》“自序”中说：“有人把我这一组作品里的人物统称之谓‘开拓者家族’。一个人的绰号都不是他自己起的，这没有关系。我喜欢‘开拓’这两个字的含义，开拓人物的灵魂，开拓新的手法、新的角度，开拓让当代文学立足的新基地。”②进入新世纪的2008年，蒋子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乔厂长的深厚感情：“‘乔厂长’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但他也是一个作家血液里的东西，是我命运里的东西。他不是可以游戏的东西。‘乔厂长’构成了我的命运，也影响了我的命运，甚至影响了其他人的命运。”③2012年蒋子龙在《〈蒋子龙文集〉后记》中仍然表示：“此生让我付出心血和精力最多的，就是建构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家族’……有的令我欣慰，有的曾给我惹过大麻烦。如今竞都让我感到了一种‘亲情’，不仅不后悔，甚至庆幸当初创造了他们。”④在3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蒋子龙始终念念不忘他的“开拓者家族”。 开拓者成为作家蒋子龙身上标签式的符号，它使得蒋子龙以“开风气者”的身份载入当代文学史。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肯定蒋子龙的作用与成就：“蒋子龙在这个时期，显然是特别关注这一题材的作家。发表于1979年的短篇《乔厂长上任记》，被看作是开‘改革文学’风气之作。”⑤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中他又补充：“它在读者中引发的强烈反响，从一个方面呈现当时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独特关系。”⑥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指出：“‘乔厂长’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词，之后的改革小说中，便出现了一个与‘乔厂长’有血缘的‘开拓者家族’的人物系列，如《改革者》(张锲)、《跋涉者》(焦祖尧)、《祸起萧墙》(水运宪)、《三千万》(柯云路)等。”⑦金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不仅肯定蒋子龙“开拓了中国新时期的改革文学”，“超越了传统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模式”，而且分析和总结了改革者人物形象的意义，“蒋子龙的小说中塑造了诸多改革者的形象，已经构成其笔下的‘开拓者’家族。这些形象大多是个性鲜明的：既有粗狂刚毅的乔光朴，也有聪明圆滑而不失原则的金凤池，还有‘当代怪杰’农民改革家武耕新，更有新一代佼佼者解净和性格多面的刘思佳。其中的乔光朴、解净、武耕新最有深度，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⑧。可以说，开拓者人物形象的创造既是蒋子龙文学创作的突出亮点，也是改革文学的主要成就。 开拓者人物形象的创造，给蒋子龙带来荣誉与影响，推动他进入文学史，但也给他的创作造成困惑与焦虑，形成了模式化的叙事套路。1982年底，蒋子龙写完短篇小说《拜年》之后便开始反思“改革文学”对他的限制，“当时我感到自己成了自己无法逾越的疆界”⑨，走投无路。理论家关注蒋子龙的同时对他的创作模式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一次座谈会上，那正是我的作品鼎盛时期，他(北京的一位理论家)在会上对我做了长篇批判，他批评我是当代制造套子的人”，批评《乔厂长上任记》制造了“改革文学”的模式，“作品里主人公四五十岁还没搞对象，突然出来个女人。这就是蒋子龙的套子。另外就是大刀阔斧，有一定个人魅力，叫人一看这男人就可爱”，也是蒋子龙的套子。这种套子把“当代中国文坛弄得很单调”⑩。理论家的批评，让蒋子龙震动很大，他埋头读了两年书，并开始探索和转换路径，极力突破“套子”对他的限制，形成了所谓的“想摆脱自己的模式，扩大视野”(11)的创作阶段。在《从一段往事谈起——〈改革小说选〉序》中，蒋子龙甚至表达了对“改革文学”的质疑，“什么是‘改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观察。作家是不可能按照‘改革’的定义去进行创作的。‘改革’——这两个字的盛行，是这一两年来的事情。然而所谓‘表现改革’的作品，却在好几年前就大量涌现了”，因此，蒋子龙表示，“我十分惶恐地拒绝接受‘写改革’的头衔……我愿读者把这些小说称作‘思考小说’”(12)。不过，在2008年，他再次谈起自己的“套子”时，已经缺少了当初的惶恐与苦恼，有了更为超然的释怀：“我当时就创造过两种‘文学模式’，一种是‘乔厂长模式’，一段时间各种乔厂长式的人物出了不少，我自己却尽量不再写这类的人物。另一种是‘刘思佳——玩世不恭型的人物模式’，曾有一段时间这样的年轻人很多，甚至有些部队题材的小说，年轻军官也弄成这样的性格。”(13)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蒋子龙制造的这种“模式”，可以看到它不仅呈示了“开拓者家族”的巨大影响力。而且也树立了其判断与批评的标准，即这种“模式”绝不是仅用“问题小说”所能解释的，“问题小说”的概念限制了它的丰富性与生产性。用本雅明的话说，“辩证的做法必须将它们置于活生生的社会关联之中”(14)。作为生产者的作者蒋子龙，他所困惑和焦虑的“套子”问题，实际上指向了文学作品与时代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即“作品的创作技术”问题。本雅明指出：“我用技术这个概念指的是这样一种概念，借助它可以对文学产品进行直接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唯物主义的分析。同时技术这个概念也是辩证的切入点，由此内容与形式的毫无结果的对立可以得到克服。此外，技术这一概念还包含了对正确地确定倾向和质量之间关系的指导。”(15)借助“技术”的概念，本雅明对文学的倾向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做出判断：“文学的倾向可以存在于文学技术的进步或者倒退之中。”(16)因此我们不仅可以通过蒋子龙作为“开拓者家族”的“套子”，对其文学作品进行直接的社会的分析，同时也可以在它的“质量”层面上进行美学的探索。它的艺术的美学问题，与其社会倾向问题，紧紧地缠绕在一起，是无法分离的一个辩证的整体。既需要我们以历史的审慎态度重新认识和审视，同时也是重新解读蒋子龙小说创作的一个“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