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喧嚣热闹的文坛上，王朔无疑是一位重要的话题人物。对其人其文的评价也直接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并成为持续不断的问题。甚至郑万隆指出，“很多人是靠一篇作品走红文坛，而王朔，却是以一个人造成轰动效应。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坛，也就王朔值得研究”。①从80年代在文坛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当代商业写作第一人”，到90年代初以一己之力对抗知识分子群体，再到时过境迁之后，他又发现自己和当年批评他的知识分子群体同属一类。重新打开王朔，也许能够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脉络以及话语转型，进而发现王朔在文学史夹缝中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一、一个零 王朔的横空出世，引发许多不满，很快被冠以“痞子”的不雅称号。许多人谈及其人其文都过于强调大院子弟的身世及优越感，以及作为文坛个体户的致富神话。然而，在群起围攻之时，王蒙的《躲避崇高》起到了匡正维护的作用。在王蒙看来，王朔和其他作家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哪个单位给他发工资和提供医疗直至丧葬服务，我们的各级作家协会或文工团剧团的专业作家队伍中没有他的名字，对于我们的仍然是很可爱的铁饭碗铁交椅体制来说，他是一个零”。② “一个零”显示了王朔的一个重要的异质身份：体制外。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一体化”进程直接导致了“体制之外无作家”的现实格局。换言之，“作家身份被体制化、意识形态化，‘中共党员’、‘国家干部’、‘文艺官员’、‘文艺战士’等称号与作家头衔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革命作家’、‘人民作家’则是他们的主要文化符号与身份”③。而王朔走上文学之路并非由于作家的神圣与光环，而是处女作《等待》的25元稿费刺激了他，原来写作可以赚钱，在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情况下，他重拾旧业，率先成为自由写作者。王朔为何会成为作家中的另类，梳理他的写作道路，无疑对于其身份和选择会有更多的理解。 作为大院子弟，王朔在“文革”期间入伍参军，成为那代人中的佼佼者。而随着“新时期”到来，社会环境的改变，王朔的人生也走向危机。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恢复高考，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和当时的很多青年一样，王朔也在努力追赶这班车。据他回忆： 77年开始，考大学越来越时髦。78年部队就可以报考军校了。当时我们那儿都考第二军医大学海医系，和我一起当兵的几个哥们儿还真有考上的。说实话，是好是坏一步两步看不出来。我当时也盼着考上，要真考上现在就傻了。当时考上的都让人羡慕，觉得那是人尖儿，没考上那叫丢人。我再一次被甩出来了。④ 尽管王朔玩命地复习了一年，但由于基础太差，并没有创造奇迹，七门功课总共才得了200分。高考失利，紧接着王朔又被部队甩出，转业走入社会，《空中小姐》记录了这一时期的茫然无措情绪。 我复员了。 回到北京家里，脱下紧身束腰的军装，换上松弛的老百姓衣服，我几乎手足无措了。走到街上，看到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愈发熙攘的车辆人群，我感到一种生活正在迅速向前冲去的头晕目眩。我去看了几个同学，他们有的正在念大学，有的已成为工作单位的骨干，曾经和我要好过的一个女同学已成了别人的妻子。换句话说，他们都有着自己正确的生活轨道，并都在努力地向前，坚定不移而且乐观。当年，我们是作为最优秀的青年被送入部队的，如今却成了生活的迟到者，二十五岁重又像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费力地迈向社会的大门。 我很彷徨，很茫然。⑤ 当年走入军营的优秀青年，忽然成为生活的迟到者，重新回到家庭、社会，才发现自己已成为被甩出正常轨道的人。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也写出这一时期的返城知青找不到位置的茫然与无措，以及他们所面临的“位差”的压力。作为复员军人，王朔倒是很快有了工作，被安置在医药公司上班。桂琳在《拧巴的一代》中较为细致地描述了他这一时期的经历。“王朔复员后进了北京一家国营药店当营业员。1982年严打中他被人供出曾参与走私贩私，王朔只好认了1000多元的非法所得，并勒令从工资中退还。原本每月36元的工资，一月扣除30元，还剩下60大毛。为六块钱上班实在没有必要，王朔干脆辞职。从医药公司离职后王朔又尝试着做生意。然而形势已经大变，改革已经发展到十亿人民九亿‘倒’的地步，人人精于算计。王朔跟着上面有根的混世魔王干过，也想过干出租。这些谋生手段都失败了，他几乎到一贫如洗的地步。”⑥可以说，离职后的王朔才真正体会到体制外的残酷。《浮出水面》就写出了当时的生活困境。 我打开冰箱，只有半罐冷果酱，我拿出来吃了，关了冰箱，又喝了几杯热茶，觉得精神好了点。有人敲门，是收水电费和房租的，几个月累计，我已经拖欠了上百元。我说没钱，收钱的人不走，说找我一趟不容易，要跟我好好谈谈。我赌咒发誓说下星期一定交上，才把他们打发走。邮局夹在当天报纸里又送来催交下季度报刊费的通知。书店也来了信函，说我订的《中国名人大辞典》已经到货，让我马上交钱提书。还有牛奶站那个热心肠的姑娘来敲了我八遍门，问我下月还订不订牛奶，我说不订了。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