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于1930年在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连载时，“上至党国风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①，刮起了一股张恨水旋风。其后，又被改编成电影、话剧、评弹等多种艺术类别，广为流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家喻户晓的长篇小说之一。 不过，囿于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通俗文学作家文学保守主义的成见，无论是如今流行的众多文学史教材，还是专门的研究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专论，大都认为该部小说“要赶上时代，却还有一段较长的路程需要跋涉”②。然而，当我们试图还原1930年代前后的文学场景、并细细揣摩当时的文学脉动时，却不无惊讶地发现，《啼笑因缘》是时尚的、新潮的、追赶文学变迁的脚步的。作家张恨水是有意识地试图赶上文学潮流的演变，并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文学新潮中的前行者。 在“五四”以前的文学创作中，我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三角恋”或多角恋的爱情叙写模式。远一点来说，《金瓶梅》中的西门大官人，身边吴月娘、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等众女环绕，然而其实是那个男权主义社会三妻四妾的文学翻版，与多角恋无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曾经犹豫、徘徊于林黛玉、薛宝钗之间，诚有类于现代“三角恋”爱情小说的叙写模式。然而，最后贾宝玉与薛宝钗奉旨成婚、林黛玉焚稿断痴情，再加上与花袭人“偷试云雨”“调戏”、丫鬟金钏等情节，他仍脱不掉封建贵族公子哥儿的习性，仍应归于古典爱情小说的范畴。在等级森严、人性压抑的封建社会，事实上缺乏男女平等交往的基础，从而也就失去了文学描写中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三角恋”或多角恋滋生的土壤。 这种漫长的固有模式的稍微转变是在清末民初。一方面是鸦片战争以后国门打开，传统的宗法伦理观念在裂变的社会经济形态面前受到打击；另一方面则是西洋文学的大量译介，对中国文学界产生的巨大影响。林纾在翻译了英国小说家哈葛德的作品后，惊奇地发现： 哈葛德之为书，可二十六种。言男女事，机轴只有两法，非两女争一男者，则两男争一女。若《情侠传》、《烟水愁城录》、《迦茵传》，则两女争一男者也。若《蛮荒志异》、若《金塔剖尸记》、若《洪罕女郎传》，则两男争一女者也。③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争”字，不是传统的争抢、霸占之意，而是具有平等选择、自由比较之内涵。这是建立在民主、开放与个性解放的基础之上的。综观清末民初的文学创作，苏曼殊是其中最重要的表现者。作于1912年的《断鸿零雁记》，主人公三郎先是与未婚妻雪梅两情相悦，东渡探母时，又与异乡的表妹静子产生真挚的感情，而作者在处理时“并非卖弄其艳遇，而是表现男主人公在两种女人间无所适从的痛苦”④，似乎已是纯真的现代三角恋爱小说模式。只不过，小说主要描写的是主人公飘零的身世，而并非侧重于男女三角恋情的表现。相对而言，他的《碎簪记》则要落伍一些。新派青年庄湜与灵芳私结连理、自由恋爱，然而受到灵芳叔父的严厉拒斥，为让其远离灵芳，叔父又试图让庄湜移情于传统女子莲佩。最后，灵芳自缢殉情，莲佩因得不到爱情也自杀身亡，而庄湜则在抑郁、痛苦中憔悴病逝。尽管这也是一男两女的故事，然而其主题意旨并没有表现出现代社会平等的男女交往与选择时的彷徨，而是直指传统封建婚姻制度的残酷。由此，也显出苏曼殊在爱情叙写模式上的创新与保守、进步与混杂，并代表了那个乍暖还寒的时代里爱情叙写模式的典型特征。 “五四”潮起，“三角恋”或多角恋稚嫩的苗头受到压抑。当时汹涌的小说爱情主题是反对父母包办、争取婚姻自由。冯沅君和郁达夫是其中两位重要的代表。在名噪一时的《隔绝》和《隔绝之后》中，冯沅君通过那位被幽禁在小屋中不能与求学时自主结识的伴侣成亲，而被逼着与土财主的儿子结婚的女主人公之口，喊出了最具“五四”时代特色的青年男女的心声：“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牺牲，不得自由毋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最后，主人公因母亲生病而未能离家逃走，为抗拒与土财主儿子的婚姻，她服毒自杀。这是典型的“五四”青年的决绝态度。在影响更为巨大的《沉沦》中，郁达夫则是通过一位留日青年的爱情畅想，表达了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小说主人公在日记中写道：“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说冯沅君只是对阻碍婚姻自由的残酷家长制进行了控诉，那么，郁达夫则是对所有妨碍爱情自由生长的各种势力都进行了抨击，诸如知识、名誉、金钱等等。这是一个真正理想的时代。人们畅想着无拘无束的爱情，以为只要男女两人真正相爱，一切都会花好月圆。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这是真正的爱情觉醒的曙光。表现到爱情叙写模式中，其情节构架便是反对父母包办，反对一切外在的物质干扰。 如同上帝撒下了一把糖果，每人都可以品尝到甜蜜的味道，然而在每粒糖果上面，并没有写上固定搭配的名字，于是选择的烦恼与痛苦便不期而至。人们先是欣喜于可以挣脱父母等外在的爱情阻力，但是不久，当一个人需要独自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时，迷惘与困惑其实一点没有减轻。这里不仅有着私有制没有清除以前彼此经济上的巨大鸿沟，而且也有着各自容貌、性情、气质、爱好等方面的差异。林纾惊讶的那种哈葛德笔下一男与两女或两男与一女的爱情叙写模式，在我国“五四”文学潮流后不久，无疑将会很快地出现，并形成为一股新的文学叙写风潮。 我们发现，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凭借其经典的四角恋爱的描写，正好在这股转变了的文学风潮之中绽放出绚丽的色彩，引人入胜，表现了其在现代爱情小说叙写模式转型中的重要意义。 这是一个生动、曲折而又丰富的爱情故事：杭州世家公子樊家树因打算投考北京的学校而来到古都，先是由在外交部供职的表兄介绍盐务署长的千金何丽娜与他相识；他自己则在天桥闲逛时遇到聪明伶俐、清纯自然的大鼓艺人沈凤喜；而民间侠女关秀姑，则在其父关寿峰与樊家树的交往中，悄悄地爱上了这位青年才俊。从择偶标准来看，樊家树几乎是十全十美。小说中关秀姑睡在床上想道：“论门第，论学问，再谈到性情儿，模样儿，真不能让咱们挑眼。这样的人儿都不要，亮着灯笼，哪儿找去？”⑤也就怪不得何丽娜、沈风喜和关秀姑一见倾心。而现代的樊家树既不梦想传统的三妻四妾十美图，也不像“后现代”小说中浪荡子那般处处揩油、不负责任。他是“五四”青年，维新人士。他躺在床上，认真地思考与比较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