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寂寞如大毒蛇缠住灵魂的鲁迅，未能忘怀寂寞时的悲哀和年青时的梦，终于发出“铁屋的呐喊”。大约七年后，张定璜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七期、第八期，连续发表长文《鲁迅先生》。这应该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入和细致地评价鲁迅。或许同代人相似的社会人生体验与畅想未来情怀使然，张定璜在鲁迅这个“不是和我们所理想的伟大一般伟大的作家”身上，在流动的文学和历史暗影中，感到了深深的共鸣：“《双枰记》等载在《甲寅》上是一九一四年的事情，《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在一九一八年，中间不过四年的光阴，然而他们彼此相去多么远。两种的语言，两样的感情，两个不同的世界!在《双枰记》《绛纱记》和《焚剑记》里面我们保存着我们最后的旧体的作风，最后的文言小说，最后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最后的浪漫的情波，最后的中国人祖先传来的人生观。读了他们再读《狂人日记》时，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1] 这段修辞色彩浓郁的评价，无法不让我们想起恩格斯那句名言：“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2]多少年来，在我们的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和意义系统中，对《狂人日记》及鲁迅的评价与定位，自然也达到了无人堪比的“峨冠博带”地步。然而，一百年转瞬即逝，“狂人”及其呐喊，是春风化雨、落地生根，还是渐行渐远、行将湮灭？那些高亢的关于历史进步的幻影与修辞，是否能掩盖住人生轮回与历史循环的噩梦？ “中国人一向自诩的精神文明第一次受到了最‘无赖’的怒骂”[3] 当我们为文学扎上坚硬的篱笆，是否想过已经画地为牢？观念的枷锁是否常常限制我们心灵的自由飞翔？我们是否因为把《狂人日记》仅仅当做小说，而忽略、淡化乃至曲解了它在现代精神史、心灵史上的真实位置？想想风雅颂和屈骚时代，那些满怀诗意的灵魂，何尝认为自己“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是在从事伟大的文学创作？初衷难道不就是抒发胸臆、一浇块垒？文学门类的独立，自然是人类思想和精神逐步伸展、演化的需要，但壁垒森严的科层分类往往将我们囿于体制内的逻辑自足乃至狂欢，我们也常常忘却文学本来就是世界整体意识的一种特殊的、具体的展现形式。鲁迅自然首先是借助于文学形式抒发胸臆、一浇块垒，是“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聊以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所以他说“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4]。或许，距离艺术有多远，并不是鲁迅考虑的首要选项，鲁迅也没有多么在意那些文学的清规戒律，只是想创造一种适合自我又表达自我内心冲动的方式而已。 出于日常逻辑和认知惯性，鲁迅的绝大多数同代人首先是把《狂人日记》当作小说来解读的。比如第一个做出评价的傅斯年就说：“就文章而论，唐俟君的《狂人日记》用写实笔法，达寄托的(Symbolism)旨趣，诚然是中国近来第一篇好小说。”[5]再比如后来的李长之，就认为《孔乙己》《风波》《故乡》《阿Q正传》《社戏》《祝福》《伤逝》和《离婚》八篇小说，才是“完整的艺术”、“有永久的价值”[6]。仔细翻阅《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搜集的相关文章，民国时代鲁迅作品被评价最多的是《阿Q正传》等小说，专论《狂人日记》者实属寥寥，且大多掩映在对《呐喊》的总体评论中。 应该说，此后尽管人们从各种角度、视野、立场，运用各种理论、概念、方法，赋予《狂人日记》以更加丰富、驳杂的内涵与意义；但从傅斯年开始的将《狂人日记》作为小说来评价、阐释和研究，逐渐成为权威和惯用的思维模式与阐释传统；民国时代的有关评价与阐释，已经基本奠定了1949年后《狂人日记》研究的逻辑框架和话语体系。由此，也逐渐造就了后来文学史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和意义系统中关于《狂人日记》的那些“权威证词”，登峰造极者当属教科书体系。苏雪林那句“发表后‘吃人礼教’四字成为‘五四’知识阶级的口头禅”[7]，何尝只属于“五四”那代知识阶级？有多少后来者将“吃人礼教”凝固为僵化的知识与刻板的教条？ 这当然是一种“自由”选择。包括鲁迅在内，每代人都有运用自己时代的主流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和意义系统进行言说的需要与权力。问题是当故步自封于这种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和意义系统时，我们是否要付出“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的代价？《狂人日记》最初的反响寥寥，就说明这种代价自始即有，只是尚未于今尤烈。刘大杰在1936年纪念鲁迅时说：“……狂人就是作者自己，作者借着狂人这个名目，把他自己的思想反映出来。这思想确实有点新奇，也有点大胆。当日的遗老遗少，不知怎的没有注意到这种危险，大概是胡适之的白话文学问题闹得太凶了，遮掩了遗老遗少们的眼珠。”[8]其实早在1923年，茅盾就意识到后世评价与当时反响的悬殊：“那时《新青年》方在提倡‘文学革命’，方在无情地猛攻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一般社会看来，那一百多面的一本《新青年》几乎是无句不狂，有字皆怪的，所以可怪的《狂人日记》夹在里面，便也不见得怎样怪，而曾未能邀国粹家之一斥。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狂人日记》于是遂悄悄地闪了过去，不曾在‘文坛’上掀起了显著的风波。”[9]茅盾、刘大杰不约而同地将《狂人日记》诞生之初的平淡，归因于《新青年》和胡适之的“白话文”，自然是对历史现象的实事求是的记忆。可是，中国向来有视小说家言乃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传统；那么深层原因中是否该有小说作为一种观念而带来的认知、体验和阐释壁垒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