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超然的实验主义的政治理念 胡适是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信徒。他坚信包括社会政治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但一切事物的发展进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用实验的方法一步一步地改良。由此，胡适认为社会政治问题也要一个一个地研究和解决，不可能通过一次革命而“根本解决”。但在当时社会政治越来越黑暗腐败的情况下，没有人站出来研究和解决当下一个一个的政治问题。于是胡适忍不住要用他的实验主义的方法来改良现实的社会政治了。胡适的这种以实验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点并以实行实验主义为指归的政治理念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的特点。一、独立于任何党派的超然的政治立场；二、以解决现实具体的社会问题为目的而不是以谋求推翻现行体制为目的“补天”式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态度；三、通过实验的方式一个一个地解决社会政治问题而最终实现其民主宪政的政治理想。 就政治立场来看，胡适以一种超然的态度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与见解。他在《努力周报》(以下简称《努力》)第5期发表《政论家与政党》①一文，把政论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党见”而无“政见”的政党的吹鼓手，胡适谓之“服从政党的政论家”，对此胡适是完全否定的。第二类是虽有“党见”，但也有“政见”和主见的“表率政党的政论家”。“他们的责任是表率，不是服从；是爱护，不是姑息。他们虽在政党之中，而精神超出政党之上，足迹总在政党之前。”对此，胡适是否定其“党见”而肯定其“主见”的。第三类胡适谓之“监督政党的政论家”。这类政论家是“超然”的、独立的。“他们只认社会国家，不认党派；只有政见，没有党见。”认为这些“超然”的政论家可以“立于各党各派之上，做他们的调解、评判与监督”。这派超然的政论家，“研究事实，观察时势，提出重要的主张，造成舆论的要求，使国中的政党起初不能不睬他，最后不能不采用他。他们身在政党之外，而眼光注射全国的福利，而影响常在各政党的政策。”胡适自诩为“监督政党的政论家”。他不但拒绝加入任何政党，而且拒绝在体制内担任任何职务。早在1922年6月即有人要胡适出来做教育部次长，被胡适拒绝了。②1933年3月31日，汪精卫致信胡适，邀请胡适担任教育部长，也被胡适婉言谢绝③。1947年年初，蒋介石改组政府，专门派王世杰从南京飞到北京劝说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胡适也是坚辞不受。④可以看出，在体制之外做国家和政府的“谏臣”或“诤友”，只认是非、不论党派的独立超然的自由主义的立场，是胡适坚持一生的政治理念。 就论政态度来说，胡适坚持的是一个一个地解决现实的具体社会问题的改良主义原则和方法。这与他接受的进化论与实验主义有关。进化论使他相信一切社会事物都是要发展进步的，实验主义使他承认事物的量变而不承认质变，认为社会事物的发展进步都是渐进的，都是要用实验的方法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胡适认为现实中“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等，都是火烧眉毛急需解决的问题。而“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⑤胡适认为他谈政治只是实行他的多研究问题而少谈主义的实验主义的主张。他辩称实验主义不是他要少谈的“主义”，而是一种注重事实、服从证验的研究问题的新的思想方法。所以，解决具体问题的“补天”式的改良主义的论政态度是胡适一直坚持的政治理念。 就政治理想看，实现欧美式的民主宪政体制是胡适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这种民主宪政思想也是胡适政治理念的核心。胡适自己说：“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我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以及我学生时代所目睹的两次美国大选，对我后来对(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关心，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后在我一生之中，除了一任四年的战时中国驻美大使之外，我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但是在我成年以后的生命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 interest)。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⑥这里胡适所说的对政治的“不感兴趣的兴趣”即他所坚持的在体制外以自由独立的身份关注和批评政治的超然的论政理念。可以说，对西方政治的理性认知与感性实践，使胡适把美国式的民主宪政体制作为理想的政治形态。他的独立超然的政治立场、他的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态度以及他“争自由”、建立“好人政府”的种种政治主张，都是以他的这种理想的政治形态为出发点和基础的，换句话说，没有他所理想的民主宪政的体制作保障，他的一切政治诉求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政治乌托邦。 二、“好人政府”的演出与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