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文代会、第四次文代会作为当代文学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与当代文学的潮流更迭、历史分期都有深度关联。就第四次文代会而言，研究者依据公开出版的会议文集、当事人的日记和回忆录，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和透视。令人遗憾的是，因为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难以深入了解第四次文代会复杂的动态过程和详细的讨论内容，一些观点和判断在缺乏原始史料佐证的前提下，难免有猜测的成分。近年一些回忆文章偶尔提及第四次文代会会议简报上零碎的材料，樊锐发表于《中共党史资料》的论文《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述略》①多处引用会议简报上的内容。由于《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报》(以下简称《简报》)存世极少，研究者很难看到原始材料，迄今为止还缺乏对《简报》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 《简报》是同步记录第四次文代会会议进程和思想成果的原始材料，既是代表们交流和沟通的渠道，反映不同意见，又便于各级领导层全面掌握情况。1979年10月9日，中国文联向各代表团发出了一份纸面《通知》，第二条的内容为：“各代表团除各自选派一名有工作经验负责事务工作的秘书外，请配备能够胜任记录和编写简报的工作人员。代表团代表在二百人以上者配备五人；百人以上者四人；六十人以上者三人；其余二人。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尽可能在代表和工作人员中解决。”由此可见，会议组织机构高度重视简报工作。《简报》由“大会简报处”编印，大会工作机构设有“起草、简报处”，处长唐因，副处长徐非光、顾骧，简报组组长束沛德②。“大会简报主要由各协会和各代表团负责供稿。我们也欢迎代表们直接向我们反映情况和意见。”③《简报》1979年10月30日出版第1期，11月16日出版第180期，简报不定期出版，其中11月14日出版了25期。简报出版频率较高的日子，大致为内容集中、讨论关键问题的时段。《简报》第一时间传达了大会的进展情况与会议精神，刊印的代表团或代表个人的提案、发言稿和会议讨论记录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在1949年以来的文艺会议简报中，这是最为全面、客观的一套材料，内容最为丰富，翔实、生动地记载了会议的过程和成果，充满了鲜活的现场感，为还原当时的文艺环境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一、制度重建与观念调适 在多种当代文学史著作中，第四次文代会常常被视作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起点，发挥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在系统阅读了180期《简报》之后，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第四次文代会的过渡与转型意义，一方面对此前30年的文艺发展进行了清理与反思，另一方面在延续“十七年”逐步建立的文艺体制的基础上，实现了文艺政策的调整，为开启20世纪80年代文艺的繁荣局面奠定了基础。第四次文代会开得热烈而深入，第三次作代会更是众声喧哗，新见迭出，一些作家敞开心扉、直言不讳，不回避矛盾，不掩饰不足，讲真话，摆道理，不同的观点发生激烈的碰撞。第四次文代会功劳巨大，但其作用并不是一些文学史著作所强调的断裂和突变，而是负荷历史的遗产，跨越湍急的河流，在艰难中改进和转型。 在文艺界重新出发的过程中，百废待兴，重建文艺制度是迫切任务。在文学制度建设层面，第四次文代会具有标志性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文学制度的恢复与更新，并非毕其功于一役，而是循序渐进，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文学媒介的恢复与更新是重建文学制度的重要一环。重回轨道的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机构在重建文学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了先头部队的作用。从1977年至1979年，一系列与文学有关的座谈会陆续召开，这些会议大都由文学期刊或出版社组织，为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扫清障碍，做好准备工作。1977年11月19日至25日，《人民文学》召开了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1977年12月28日至31日，《人民文学》邀请在京文学工作者召开座谈会，会议名称为“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大会”；1978年5月9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儿童文学作家座谈会；1978年5月17日至30日，《人民戏剧》编辑部在北京举行了戏剧创作座谈会；1978年10月20日至25日，《人民文学》《诗刊》和《文艺报》联合召开三家刊物的编委会联席会议；1979年1月14日至20日，《诗刊》编辑部召开了诗歌创作座谈会；1979年3月16日至23日，《文艺报》编辑部召开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这些座谈会覆盖了主要的文学体裁，通过具体的文学实践来重建文学秩序。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召开的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宣布：“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中国摄影学会正在积极筹备恢复。”④这次会议首次使用了“新时期文艺工作”的说法，在文学史上有其独特意义。1979年4月初，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全国文联联合召开的全国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更是第四次文代会的铺垫，目的是在政治上给受到冲击的作家和艺术家正名，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以合法身份参加会议。 重建文艺制度的核心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其下属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的组织建设，第四次文代会修改并通过了这些团体新的章程，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历次文代会的目标都是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全国文艺方面的工作制定方针、政策和任务，而第四次文代会的特殊性在于既要直面历史遗留问题，又要克服错综复杂的现实难题。在文艺体制方面，向“十七年”模式回归成为主要趋势。针对一些体制性障碍对文艺发展的限制，与会代表展开了深入讨论，推动文艺体制改革成为共识。在《简报》刊发的提案中，文艺体制改革是重点关注的问题。李惠文等35位代表签署的一份提案强调文艺发展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有约束力的规则，而且确保规则的执行，“保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执行”⑤。雁翼的《关于文联和各协会体制问题的提案》针对组织性质、选举程序、机构调整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文艺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必须协调文艺与政治、社会、经济的多层关系，无法一蹴而就，而且欲速不达。胡耀邦在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时常说“多换思想少换人”⑥，他在第四次文代会前夕的党员代表会议上强调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不在大会上纠缠“文艺历史上的旧账”⑦。这种思路的出发点是既要维护团结与稳定，又要解决突出的问题。第四次文代会的中心任务是解放思想，创新观念，这是推动并深化文艺体制改革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