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意义的1990年代，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多元化”时代。纯文学意义的多元化，与“唱响主旋律、多元协奏”的官方表述有一致性，也有不同指向。从今天的立场重审1990年代，会发现90年代(特别是前期)出现了很多“怪异”文本。这些文本无法归类，也没有延续性，却表现出独特思想与审美价值。这些怪异文本没有成长为“多元”的一极，却被深深地“嵌入”了90年代。90年代初有两部引起广泛争议的“性爱”小说，一部是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另一部是王小波的中篇小说《黄金时代》。它们的叙事背景，一则指向80年代的整体反思，另一则针对“文革”岁月，又指向伤痕体验。它们都以“性爱”为突破点，既开启了90年代欲望叙事，也表明了90年代文学在冲突、浮动、重组中确立“个性自我”的新可能性。 一、肉身的政治：时代转型的暧昧景观 中国现代小说的性爱叙事，总联系着现代民族国家寓言。现代中国面对救亡压力，天然地将性爱故事所包含的自我个性反抗，融入民族国家寓言，形成具内在张力的后发现代国家独特的性爱表述，比如，“革命加恋爱”式的左翼文学。正如刘禾所说：“中国与西方暴烈的撞击将民族观嵌进了自我观，自我观嵌进了民族意识，但现代自我观却不能简约为民族身份，相反，两者之间长久存在互斥、争斗及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张力。正是这种互斥与互渗表达了作为一段历史体验的中国现代性。”①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格局结束，国内新一轮改革开启，旨在最大程度保持国家统一、执政党地位和意识形态合法性。这种“融合再造”的思维，未从根本改变五四以来性爱叙事与民族国家意识纠缠不清的状态，却给予了文学史多种可能性。90年代“性爱”叙事包含的欲望合法性，凸显出个人对民族国家意识的疏离、怀疑，甚至是反抗。 但是，这些“性爱”叙事，内在逻辑并不统一。有的具有较封闭的先锋语言试验色彩，如起于80年代中后期，在90年代确立经典地位的先锋欲望叙事(如苏童的《米》)；有的则走入日常生命个体彻底对宏大叙事的悲观逃逸，如兴盛一时的新生代欲望叙事(如朱文的“小丁”系列小说)；有的则进入女性叙事与消费话语结合的轨道，如女性身体写作(如卫慧的《上海宝贝》)。这些形态各异的欲望写作之中，《废都》与《黄金时代》的地位更特殊。他们在90年代初，开启了欲望写作的“潘多拉的盒子”，具有举足轻重的文学史地位。尽管贾平凹类似明清笔记小说的“复古性爱”言说与王小波带浪漫与反讽双重气质的性爱故事，外在形态差别很大，但都有一条被文学史家忽视的逻辑理路，即以“肉身”介入当下文化现实，形成强烈的反思性——这恰对90年代“去政治化”文学叙事主流形成了反拨，表现了文学史在80年代与90年代交替过程中的历史继承性与内在复杂逻辑。 《废都》与《黄金时代》依然是“力比多寓言”，但更具个人主义的“政治性”。两部作品都集中于性爱关系，都表现出强烈的冒犯性。《废都》以80年代末知识分子庄之蝶“人生失败”的故事为背景，展开了一场生命焦虑的性爱狂欢。80年代启蒙光环渐渐退却，庄之蝶丧失了写作能力，显露出灵魂的卑琐。他给农药厂写广告，合伙坑朋友的书画。然而，这个“西京四大名人”，既没有足够经济实力，也不能在与旧情人的官司中获得权力支持，不过是一个可怜可笑的“虚名”罢了。更致命的是，他丧失了男性功能。他和唐宛儿、柳月等女子的性爱狂欢，可看作生命的拯救，也是绝望的颓废。《废都》的政治性在于，“性”不过是政治失效的寄喻物，也是80年代启蒙叙事失败的黑色隐喻。同时，隐私化与个人化的“性”，祛除了80年代性爱书写的神圣意味，被粗鄙直露地暴露在公共阅读空间，无疑形成对改革时代意识形态“共识性”的巨大嘲讽。这种共识性经由启蒙、民族国家叙事与革命意识等多重话语锻造而成，曾借助“改革时代”、“社会主义新人”等诸多标识彰显存在，却在盗火者自暴自弃中丧失了崇高地位。同时，小说也隐含地通过“文化古城”系列经济改造，暗示着一个权力和经济结盟时代，知识分子将沦为权力和市场的双重附庸。如果说，《废都》政治性主要在于“破”，描述知识分子精神个体的清醒绝望，那么，《黄金时代》政治性主要在于“立”，即通过“性”的个人主体性，确立反控制的自由主义精神。陈清扬与王二的性爱故事，不属于知青叙事，不是对启蒙的哀悼，却更像对80年代文学源头的某种“重述”——以个体的真诚表白，对抗军代表为首的道德话语压抑。它的浪漫大胆的性爱宣言，试图树立“个性自我”内在伦理性。“我”为自己的精神和肉身立法，理直气壮，特立独行。《废都》和《黄金时代》都试图通过大胆性爱自白，赋予性爱“自己定义自己”的权力，并对当代中国文化形成批判性反思。 吊诡的是，与《废都》《黄金时代》相比，90年代却更多存在去政治化的“后现代意义”的欲望叙事。这些性爱故事成为第三世界中国在全球化经济秩序边缘地位的隐喻。它们在边缘处游动，被抽象为某种固化本质。性无处不在，却弥散得无影无踪。如朱文的《我爱美元》，儿子带父亲嫖娼。父亲指责儿子没有找到理想，自由和爱，儿子声称，这些在性里都有了。②性爱包含的个体尊严和责任伦理，历史反思的因子，都被消解在欲望狂欢了。汪晖用“去政治化的政治”形容90年代文化语境。这些欲望书写，突出欲望合法性，忽视欲望破坏性；肯定欲望权力，遮蔽欲望的责任；肯定欲望经济性，否定欲望的政治变革诉求。然而，阿尔都塞声称，所有意识形态，都是被询唤出来的，欲望也可被询唤出来，按照政治需要的样子塑造自己。③“去政治化”的欲望，隐蔽地受制于全球化资本结构秩序，遮蔽了中国现实鲜活的生命体验，也遮蔽了中国文化重塑自我的意愿和能力：“90年代小说解构叙事背后潜藏着的‘结构意识形态’恰隐藏着对生命价值的冷漠。它反映出主体在一个断裂社会中的削弱、失落和分解，但它的危机却不主要表现在大写的人的解体，而在于它把人放在历史、生活、生命、语言等方面的经验领域，否定人的超历史本质同时，放大了个体自我在时代的有限性、被动性和屈从性。”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