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革”是国民党专了共产党的政 ——重读《大墙下的红玉兰》 丛维熙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①的主人公葛翎原来是一个专门替共产党清理“阶级敌人”、审查“阶级异己分子”的公安干部，革命江山的守护者，省劳改局狱政处的处长。他出身贫寒，解放前参加红军，解放后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为组织打江山守江山的战士。谁知道他因反对神化毛泽东(一个没有详细交代的很可疑的罪名)而成为社会主义监狱中的阶下囚。这对葛翎无异晴天霹雳，打得他天旋地转、失魂落魄。这真是一个讽刺。 正因为这样，葛翎最最痛苦的不是劳改队极度紧张的劳动，②而是组织突然间变得六亲不认了。然而，这个被组织冤枉的时刻恰恰也是葛翎这个组织的亲儿子表示忠诚的时刻：他不但不能因为自己的受冤而埋怨、离弃组织(如果这样他就真的成了“叛徒”)，而且要拼死挽救组织，挽救一时糊涂的“母亲”。当葛翎被迫站在毛泽东像前“请罪”的时候，他心里在作着尖锐的思想斗争：“是像一个革命者那样，真正地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纯洁，还是用祭‘神’的语言假检查图得眼前的平安？难道你十七岁参加革命时是为图太平吗？葛翎啊葛翎!考验你党性的时候到了。”③ 这就是“第二种忠诚”：是一个真正的亲儿子的忠诚，即使身陷囹圄，让他身陷囹圄的就是亲娘，也要捍卫娘的江山(这个江山也是儿子的江山)。此时此刻，他感到“一个被强奸法律的人判成无期的劳改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中，仍然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的忠贞，这比大墙之外那些卖身投靠和浮萍随水的‘革命者’，灵魂不知高洁多少倍!”④痛苦就这样化为了自豪，而虐待也就变成了考验。葛翎似乎不知道，神化领袖正是极左体制和极左意识形态的本质，而非所谓“一小撮”在捣乱。但这个认识显然超出了葛翎所拥有的革命文化资源(他只有这个资源，而无别的资源，比如西方基督教或世俗自由人文主义)。他拥有的思想资源和亲子立场只能允许他把国家和自己的遭遇理解为“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后者本质上也还是前者的一种形式)的继续：一边是从林彪、“四人帮”到秦副局长(当年的造反派头头，“武斗专家”)，再到农场党委书记章龙喜(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最后到解放前的还乡团、解放后的地痞流氓俞大龙；另一边则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葛翎、路威(劳改农场场长)，高欣以及周莉。 悖谬的是，陷葛翎于囹圄的就是这套革命意识形态宣扬的阶级斗争学说。从这个角度看，葛翎作为组织的受害者仍然没有跳出组织的思想逻辑。⑤在葛翎的思维模式中，要解释自己(还有其他被冤枉的忠诚分子)所遭遇的迫害之性质，办法只有一个：把组织分为真假两种，“文革”时期的灾难属于假共产党专了真共产党的政，而依据阶级分析理论，假共产党与国民党、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同属一个阶级。从这个分类逻辑出发，葛翎把与“四人帮”的斗争等同于反修反苏的继续，特别是类比于1949年前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也就毫不奇怪了。用葛翎抗美援朝时期的战友、农场场长路威的话说：“这群杂种日的，戴着红帽子，藏着白狗子的心，念林秃子的‘经’，走赫秃瓢(赫鲁晓夫——引注)的路，让共产党来蹲共产党的监狱……这到底是谁专谁的政？”⑥这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话语，不正是极左意识形态一直宣扬的么？被害者使用加害者的语言思考和表达自己的受害命运，这又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品把葛翎的受难书写为国民党还乡团的报复，好像国民党应该对“文革”负责，“四人帮”和蒋介石是串通一气的。监狱中葛翎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与地主分子、共产党的真正敌人、国民党“还乡团”马玉麟关在同一个监狱，而且同睡在一个牢房的一条炕上!这个土改时期曾经被葛翎批斗的国民党还乡团，受到劳改农场政委章龙喜(“文革”时期的“造反派”)的指派，作为囚犯班长来监视葛翎。这是他最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 小说详细描写了狱中的葛翎回忆的一段往事：马玉麟的父亲马百寿解放前是恶霸地主，土改时被镇压，而葛翎就是当时的土改工作团团长。就在葛翎领导的土改团为庆祝胜利而演出文明戏的时候，马玉麟领着国民党还乡团杀回来抓住葛翎严刑拷打。后来他虽然被乡亲们救下，但马玉麟却逃跑了。就是这个漏网的国民党分子，现在竟然成为秦副局长和章龙喜的打手，借助极左政治势力迫害真正的革命者。忠诚的共产党员成为共产党的阶下囚，而共产党的真正敌人，地主恶霸的后代、国民党还乡团，倒是成为共产党的施恩对象，不但一再减刑，而且在监狱领导的支持下监督和折磨真正的共产党员葛翎。还有比这更加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吗？借用路威对葛翎的话说：“明明你是捍卫党的纯洁，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毛主席的耿耿忠心，他们却说你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现反’‘还乡团’。”⑦于是，坚守自己的“亲子”身份对葛翎而言就成为头等大事：虽然组织(亲娘)把我划为“敌人”，但我却绝对不能自甘堕落。相反，越是此时越要坚持自己血统的纯正和身份的高贵，证明我是娘的亲儿子，我不是“他们”。 证明自己血统纯正的重要方面，就是反复地不厌其烦地表达自己的忠诚。小说特别写到，葛翎虽因反对神化毛泽东而获罪，但其实真正热爱和忠于毛泽东的就是他。⑧小说还写到，有一天晚上，他无法忍受与还乡团马玉麟睡在一起，彻夜难眠，干脆起来走到外面，“早春之夜，星斗满天，葛翎两眼望着长空北斗，不禁想起了毛主席。老人家正在病重，不知道是否有人正在毁我无产阶级专政的万里长城”。⑨他痛苦的根源恰恰在于他是革命江山的继承人，是“万里长城”的守护者，当他看到“万里长城”正在塌陷时，怎能不忧心如焚？虽然葛翎自己正在身受“专政”的迫害，但却从来没有怀疑专政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且以捍卫这专政为己任。如此，他又如何能够对它进行彻底的反思呢？ 通过把自己的遭遇解释为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的继续，是“还乡团”复辟，小说不但无法深入反思“文革”灾难的极左本质，实际上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着极左意识形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这就取消了对“文革”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反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仅凭这点，就足以证明《大墙下的红玉兰》无论在思想还是叙事模式上，都没有超越革命意识形态，在叙事模式上也没有跳出革命文学的窠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