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四”的讨论，往往首先碰上的问题，就是：你说的是哪一个“五四”？是指1919年5月4日学潮引发的一系列的政治、社会运动？还是以1915年《新青年》创办(或1917年移京造成“一校一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 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回顾了种种讨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关系的说法：有人认为“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是两回事，彼此并无多大关联，但这种观点很难说明“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整体或主流”；①另一派则不认为“五四运动”一词应该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如胡适就坚持所谓五四运动实际上就是新文化运动，只是“一个新思潮、新文化的运动”②。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持有更广义的理解，即用这一名词同时包括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③ 周策纵最终给“五四运动”下了这样的定义： “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变革。这一连串的活动都是由下列两个因素激发出来的：一方面是“二十一条”要求和山东决议案所燃起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提倡学习西洋文明，并希望能依科学和民主观点来对中国传统重新估价，以建设一个新中国。它不是一种单纯不变，组织严密的运动，而是许多思想分歧的活动汇合而成，可是其间并非没有主流。④ 对这种看法接受是最广泛的，如彭明的《五四运动史》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⑤事实上，当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就已将新文化运动定义为“五四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毛泽东对“新文化运动”意义的阐释，也定下了大陆学术界关于这一命题的研究基调：“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⑥ 然而，这种高屋建瓴的结论，对于深入理解“五四”的复杂性并没有好处。历史选择“五四”而非前后的某一场学潮或社会运动，作为一种里程碑式的标志，美加之焉，恶归之焉，都是各种合力的结果。国际政治、列强势力、党派态度，都不能说不重要，但核心的驱动力，不只来自于推行“新文化”已经数载却仍然处于“不特没有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⑦的尴尬境地的《新青年》同人。萌发于五月四日的游行风潮，以及紧接其后的学生—市民运动，无疑是实现“五四”与“新文化”勾连与效果叠加的最重要一环。 在脉络清晰的新文化发展史，与因意义凸显而被大书特书的学生运动之外，整个“舆论场”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余英时曾指出，从社会史的观点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础无疑是城市中的新兴知识分子和工商业阶层。1919年5月4日的爱国运动立即引起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罢课、商人罢业和工人罢工，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新文化运动是靠什么社会力量支持的”。他引用陈独秀的话说明：“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⑧然而，在讨论“五四”的舆论场时，聚光灯照射下的，主要一是新文化阵营的核心媒体如《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一是当时的“大报”(也可以称为“高级报纸”)如《晨报》《益世报》《大公报》。这里面或许还包括了反方阵营的《顺天时报》《公言报》，从《每周评论》辑录的报纸言论可见一斑。然而，市民社会的声音是怎么样的？他们从学生发起的街头运动中，除了接受“爱国”“救亡”的宏大概念，还有哪些与市民生活相关的信息？这些不太被关注的图景，直接影响了后五四时代“新文化”在中国社会的流播与累积。 之所以前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与北京的市民社会相当隔膜，重要原因还在于“民元”的改变。在后来新文学史的叙述中，由晚清直接对接“五四”，“民元”的意义变得含混而次要。⑨这一方面是由于民国的创立，确乎主要是政治层面的巨大变化，于新文化运动视为根基的语言、文学与伦理层面均少有建树，另一方面，“中华民国”创自南方，而时势使然，定都北京，也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独特的生存环境。 民元之后，大批来自南方的新式知识分子涌入首都。而北京本来就缺乏影响及于社会上层的知识者群体与舆论机构，因此在短短几年内，南方知识分子遍布京华，从大学校园到报章杂志，从出版到教育，几乎全是南方人的天下。而本地知识分子，以及他们背后的市民社会，则几乎处在被忽略被遮蔽的状态。 这方面的最好的例证，莫过于清末北京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梁济，入民元后完全没有办法与南方知识分子沟通。梁济则两次求见梁启超，均被婉拒。他对新文化的批评，也很难传到新文化阵营的耳中(《新青年》不惜生造一个王敬轩，也没有与梁济这样的“前朝小吏”对话的兴趣)。直到1918年梁济自杀，又因为他儿子梁漱溟任教北大，并在传媒界也崭露头角，梁济之死才震动一时。 梁济在遗书中将陈独秀目为“极端主新”，放在将对他的自沉“大骂者”之首，对此陈独秀略带委屈地表示“把鄙人放在大骂之列，不知道梁先生的眼中，主张革新的人，是一种什么浅薄小儿!实在是遗憾千万？”⑩胡适则认为梁济的自杀不在于精神先衰，“乃在知识思想不能调剂补助他的精神，二十年前的知识思想决不够培养他那二十年后‘老当益壮’的旧精神，所以有一种内部的冲突”。(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