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书名显示的，这本新书的写作①，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思想操练。如此比喻，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十三年前我出版《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在“导言”中提及“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②这段话，我在作为新书打头的同题文章中有所引述，且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我的基本立场是：尊重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但更迷恋复杂、喧嚣却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我曾说过：“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地跟‘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这个过程，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③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今日的中国人来说，“五四”既非榜样，也非毒药，而更像是用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④ 不管是“思想操练”还是“磨刀石”，都只是比喻，且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不过有一点，当我这么表述的时候，与其说是对学界的要求，不如说是对自己的期待。实际上，我也正是在与五四的不断对话中，逐渐提升自己的学问及精神境界。 1982年春，我开始在中山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撰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即《论白话文运动》。为什么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因为七七级大学生初入校门便躬逢思想解放运动，普遍认为自己的办杂志、写文章、谈国事等，是接着五四新文化人的。六十年一甲子，在精神上，1979是承接1919。为什么从“白话文运动”入手，因不满那时学界基于政治立场而对白话文运动主将胡适的刻意贬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在呼应现代文学界已经风生水起的“拨乱反正”。这两点都很显豁，过来人一眼就能看清。需要说明的是第三点，那时我正对美学感兴趣，拒绝争论《文学改良刍议》是不是形式主义。在我看来，形式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是蕴含着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以及一代人的审美感觉。因此，应该“不把文学形式看成单纯的形式，而是看成积淀着丰富思想内涵的‘有意味的形式’；不把文学形式革命看成单纯的形式变更，而是看成整个社会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的转换”⑤。因刚刚入门，读书不多，论述自然相当粗疏，但大思路还是可取的。而关注“有意味的形式”，日后甚至影响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及写作。谈论小说的“叙事模式”而非“思想内容”，从形式角度来阐释晚清及五四的文学革命，算是我对中国学界的一点贡献⑥。 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从此与“新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唯一需要说明的是，我心目中的五四，不限于1919年，也不限于1917-1922年，我谈五四，往往兼及晚清。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导言”中，我谈及为何“把梁启超、吴趼人、林纾为代表的‘新小说’家和鲁迅、郁达夫、叶圣陶为代表的五四作家放在一起论述，强调他们共同完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⑦十年后，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导论”中，我再次强调：“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天地。”⑧而到了《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依旧主张谈论“五四”必须兼及“晚清”，“正是这两代人的合谋与合力，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⑨如此学术立场，在中外学界，比较接近的是张灏先生⑩。 因主要关注晚清以降的思想、文化、文学、教育，我的大部分著作都会涉及五四，但真正以五四为主角的，是以下三书：《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Touches of History：An Entry into ‘May Fourth’ China，translated by Michel Hockx，LEIDEN·BOSTON：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1)；《“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略感遗憾的是，三书都是论文集，而不是起承转合布局匀称的专著。这里没有独尊专著的意思，而是因中外学界关于五四的著作很多，我为了趋避而舍弃若干重要命题，不免有点可惜。 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英译本序中，我提及：“五四之所以能吸引一代代读书人，不断跟它对话，并非滥得虚名，主要还是事件本身的质量决定的。必须承认，一代代读者都与它对话，这会造成一个不断增值的过程；可只有当事件本身具备某种特殊的精神魅力以及无限丰富性，才可能召唤一代代的读者。”但另一方面，我又表示担忧：“过于热闹的‘五四纪念’，诱使不同政治力量都来附庸风雅，导致‘五四形象’夸张、扭曲、变形。”(11)如此立说，不仅关注五四的实际内涵，更关注五四形象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影响、传播与流变。也正因此，我的五四论述，不纯然是史学研究，更包含思想辨析与现实论战。 与研究唐诗宋词或李白杜甫不同，谈论五四的，不管左中右，都很容易与现实政治发生纠葛。这也是我再三强调“‘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的缘故(12)。北大百年校庆前后，我因将这所大学置于教育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考察，不能不牵涉其与五四运动千丝万缕的联系。权威的《北京大学校史》将蒋梦麟校长推崇美国大学模式及其正规化教学思想，说成是为了配合国民党的思想控制，我之表示不以为然，其逻辑起点是以教育而非党派的立场来谈论五四前后北大的得失。对于此文的批评虽不太公正，但态度还算温和(13)。接下来可就不一样了，真的是风雨满楼。我和夏晓虹合作主编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出版后，得到学界的普遍好评，1999年5月4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用一整版的篇幅予以介绍，且摘录了若干配有头像的人物点评，其中恰好没有李大钊。这本是报纸编排及读者趣味的问题，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但有心人四处告状，害得我不得不捧着原书，翻开第72至80页，让领导明白我没有刻意抹杀李大钊。可这不管用，该来的还是来了。当年影响颇大的《中流》杂志1999年第5期上发表《好一个“五四不吃香了，怎么办？”》，连《北大校庆：为何改期？》(《读书》1998年第3期)带《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一起批，说我的论述框架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梦寐以求的”，而“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14)。此文除了帽子特吓人，还专门送达各有关部门，以至不止一位领导对我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好在北大校方大度，我的抗压力也比较强，取消学术荣誉无所谓，只要能上课就行。也幸亏那时整个学术环境宽松，否则，这将可能成为一个年轻教授过不去的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