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9年春天，谢林(Schelling)发表了《对人之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这是他公开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学界通常将其简称为《自由论文》。按谢林自己在“序言”中的表态，这部论文力求成就一种决定性的契机：“是时候了，惟愿那更高的或毋宁说那真正的对立亦即必然与自由的对立显露出来，正是伴随着这种对立，哲学之最内在的中心才得到了考察。”①换言之，《自由论文》的使命在于达成对“哲学之最内在的中心”亦即“人之自由”问题的深切考察，这不仅是他对康德《判断力批判》的积极回应，也是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间接回复。谢林彼时对《自由论文》的自我推许由此可见。但黑格尔在其极具影响力的哲学史课程中却对谢林的这篇论文不以为然，认为它只是一种孤零封闭的东西；②甚至谢林本人后来似乎也逐渐告别了他的这种自我评价，其倾力构思的“世界时代哲学”显然占据了更触目的位置。这些后至的负面因素共同导致，德国学界对《自由论文》长期未予重视。 这一局面随着海德格尔1936年讲座《谢林：论人之自由的本质》(GA 42)的出现而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个讲座中，海德格尔认为《自由论文》的意义从未得到真正辨识，毋宁应看出的是，《自由论文》乃是关乎西方思想之走势的伟大作品，“是谢林最伟大的成就，同时是德国哲学最深刻的作品之一，因而也是西方哲学最深刻的作品之一”。③在五年之后的另一“谢林讲座”(GA 49)中，海德格尔再度阐释了《自由论文》，将之明确定位为“德国观念论之形而上学的巅峰”。④与此前看法相比，海德格尔的这些论断堪称转折性的，无论是否赞同这些论断，它们都深深地影响了此后的谢林研究。⑤这些论断在今天早已被周知，但其深层根据却始终还处于晦暗中，其根本困难在于，要阐明其中关键，需要一种全方位且纵深式的立体阐释，以笔者所见，迄今还没有一种研究真正满足这一要求。本文将尝试着实现这一阐明工作，并为此走上了这样的追问进程：如何全面理解海德格尔对《自由论文》的定位，它何以堪称“西方哲学最深刻的作品之一”，如此定位的根据究竟何在？⑥ 一、《自由论文》之接受 海德格尔对《自由论文》的定位并非凭空出现，而是与其思想的进展有着莫大关联，为了全面理解这一定位，就有必要先行考察海德格尔对《自由论文》的接受历程。 从学生时代起，海德格尔就对谢林哲学抱有浓厚兴趣，⑦但其对谢林《自由论文》的研读却是迟至1926年才开始。其缘起要归功于雅斯贝尔斯，他送给海德格尔一本名为《谢林哲学》的小册子，内载向来不受重视的《自由论文》。1926年4月24日，在给雅斯贝尔斯(Jaspers)的信中，海德格尔写道：“对于谢林的这部小册子，我在今天也还必须再度向您明确表示感谢。相较于黑格尔，谢林在哲学上要敢于更为深远地前行，虽说他在概念上并不像黑格尔那样有秩序。《自由论文》我才刚刚读了开头。它对我而言实在太宝贵了，以至于我首次粗略浏览一下后就想熟知它了。”⑧1927年9月27日，海德格尔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又写道：“自从您送给我那部谢林小册子以来，我就一直手不释卷地研读着《自由论文》。我会在即将到来的学期开设这方面的讨论课。为此我期待着您的帮助。”⑨ 所说课程即1927/28年冬季学期高阶讨论课《谢林〈论人之自由的本质〉》。这一课程被研究者视为海德格尔对德国观念论的“第一次颇具规模的阐释”。⑩在此课程开讲之前，1927年11月8日，海德格尔致信雅斯贝尔斯：“在冬季学期开端处的扰攘中，我现在才有时间为那段日子向您表示衷心感谢。对我而言，谢林事实上变得愈发当前了，以至于我并不会完全无准备地着手研究这些艰难的事物。”(11) 从该课的课程记录来看，海德格尔已在下述层面指出了《自由论文》的伟大之处：首先，谢林在《自由论文》中的研究显示出，他的水准远远高出观念论的水准，尽管谢林本人未能成功做到持续地维持这一水准。(12)其次，《自由论文》不仅是谢林前期思想的高峰，也是其后期思想的启动之所，谢林后来的神话哲学和天启哲学的开端都在于此。(13)最后，《自由论文》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得以理解谢林的哲学并对德国观念论本身的核心问题达成观照。(14) 海德格尔此时对《自由论文》的定位已经多少预示了GA 42的观察视野。但若要阐明二者之间的同异却并非易事：首先，1927/28年的海德格尔把整部《自由论文》的根本主题理解为谢林的这一表述即“因为每一种存在者都只有在其对立方中才能显明，爱只有在恨中才能显明，统一只有在争执中才能显明”。(15)但对这一根本主题的把握何以能支撑起海德格尔对《自由论文》的高度评价，从课程记录来看，海德格尔虽有若干暗示，但并没有足够清晰的解释。只是在GA 42中，这种高度评价的根据才能得到确切观照。其次，在1927/28年的讨论课中，海德格尔非常重视谢林对根据与实存的区分，尤其重视他的Ungrund[非根据]概念，视之为理解《自由论文》的关键密钥，(16)而在GA 42中，后一种重视在形式上消失不见，但在实质上却扩散到整个探讨进程中。 由此可以看出，从1926年起，海德格尔就觉察到了《自由论文》的独特与伟大，但这种伟大究竟基于何处并且意味着什么，他那时还没有足够清晰的理解和阐释。他还需要更多的摸索。 因此，在1928年2月10日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海德格尔写道：“眼下我每天都在康德那里获得提高，相较于亚里士多德，人们可以以更大的迅猛激烈来深入地解释康德。我认为，康德必须完全被重新发现。这个夏季学期我将讲授《逻辑学》(即《从莱布尼茨而来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引按)，并且我希望，春天的时候我能够再度为一场实际的对话处于更好的状态中。目前，纯粹从题材上而言，我都还不足以掌握谢林的思想，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缓慢的阅读者。”(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