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雅斯贝尔斯、闵可夫斯基、宾斯旺格等人为代表的现象学精神病学致力于对精神病患者的主观心理经验的描述和分析，借此展开对各种精神障碍的病理学研究和临床治疗。这种研究路径区别于传统的精神病理学，后者基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以对症状的客观、外在和可量化的观察为手段，建立起对各种精神疾病的分析框架。这两种研究路径的区分，可以粗略地被视作是自然科学的“说明”路径和精神科学的“理解”路径的区别，或者也可被概括为“第三人称进路”和“第一人称进路”的区分。①当然，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存在一些中间形态，例如，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以及以认知—行为治疗为代表的部分心理治疗学派就调和了两者，或者说处于两者研究路径之间的张力和冲突之中。② 但我们立即会询问，这种对精神病患者的主观经验的第一人称描述如何可能？如果按照现象学精神病学家的看法，我们要做的是把握精神病人的主观心理状况，“患者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即“理解病人如何经历他的世界”，那么在研究者缺乏对“他人之心”的第一人称通达的情况下，这种理解的努力如何可能成功？我们真的能借此通达一个“疯狂意识”吗？如果我们自认为已经把握了疯狂者的心理世界，我们如何保证这种理解不是对对方的一种歪曲，不是用一种透明的、清晰的意识去曲解另一种并不透明的意识，就像利奥塔指责拉康对无意识的分析最终是用清晰的意识的语言结构曲解了无意识那样？此外，如果借此方法足以理解诸如幻觉的意识，为何作为现象学家的萨特为了对幻觉和精神错乱进行现象学直观和描述，会决定冒险服用致幻剂麦斯卡林？而现象学精神病学如果不能有力地回答这些问题，就将导致“现代精神病学中的不可知论”③。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拟澄清以闵可夫斯基为代表的现象学精神病学的工作方法，进而将该方法放回到现象学和解释学的理论背景中加以反思，以回应现代精神病学乃至一般认识论中的不可知论威胁。 一、现象学与精神病理学 现象学所朝向的是被给予的意识事实本身，是对意识生活的描述和分析，与之相同，现象学精神病学朝向的是患者的意识生活。但胡塞尔所开创的描述现象学方法(对自然世界和既有知识的悬置、本质还原)最初针对的只是自我的意识，是通过“自由想象”的方法对被给予的自我意识的本质直观，而他人的意识经验，尤其是与之极为陌异的精神病患者的意识经验并没有被纳入进来，因为现象学研究的是意识的“可能性”，是意识的本质结构，意识的诸现实形态(包括那些病态形态)仅仅是通达该本质形态的途径和手段，而它完全可以避开陌生意识而仅通过自我的“自由想象”来完成，当然更不必借助病态的意识经验。因此至少在描述现象学阶段，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属于“方法论的唯我论”，而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此在分析，尽管谈到了所谓的“共在”，但此在本质上依然是一个“孤独的此在”。只是到了先验现象学阶段，胡塞尔才开始处理陌生经验问题，试图使陌生经验和人格在先验自我的意识中被构造出来。现在，姑且不论这种交互主体性现象学是否实现了对陌生经验的真正通达和是否尊重了他人经验的他异性，毋庸置疑的是，雅斯贝尔斯、闵可夫斯基和宾斯万格均表明自己立足于描述现象学和早期海德格尔来通达病态经验，而拒斥先验现象学还原，这就留下了一个至少表面看起来需要解决的问题：现象学精神病学家们如何能借助一种有“唯我论”倾向的方法来完成对患者的主观经验的描述？ 对此，雅斯贝尔斯指出，现象学精神病理学要把握的是患者的主观症状，也即患者的恐惧、痛苦、快乐等情绪及其内在进程。而它们本身并不能如治疗者自身的经验那样被现象学直观到，只能或者通过对方的物理伴随被感觉到，例如通过观察患者的表情；或者通过病人对自身经验的陈述(借助治疗者的问询)。因此，现象学精神病学所依赖的事实，最初与自然科学范式的精神病学所依赖的是相同的事实，即患者的各种外在表达。主观症状所依赖的事实，依然是与客观症状相同的那些外在事实(而非流动着的意识经验本身)，只不过我们现在以一种与前者不同的方式去把握它，也即不是外部地加以观察、归纳、推论，而是试图借此“看入”或“参与”到对方的心理世界中去。由此，问题就在于，这种“看入”是如何可能的，它对病人心理的把握是否可靠？雅斯贝尔斯说：“由于我们不能如对待物理现象那样，直接知觉他人的心灵，这永远只能是当下化、同情、理解的事情，我们只能根据情况通过对心灵状态的外在特征的系列枚举，通过对他人心灵现象发生条件的枚举，通过感性的直觉类比和符号化，通过一种感应呈现，来知觉他人的心灵现象。”④由此，现象学精神病学把握病态经验的方法就集中落在“当下化、同情、理解”等方法上。 在现象学精神病学方法所依赖的直接身体表达(如表情)和语言表达(如病人的自我陈述和可接触到的生活史材料)这两大类事实基础中，宾斯旺格相对而言更加倚重后者，而闵可夫斯基更倚重前者。宾斯旺格说，“要解释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现象。我们知道，存在的内容在哪里都不能比通过语言得到更清楚的发现和更精确的解释；因为正是在语言中我们的世界设计才确切地安置和清楚地说出自身，并因此在那里得到探知和传递。”⑤因此，他广泛地借助“自发的丰富材料和即刻可理解的言语表现，例如自我描述、梦的记录、日记记录、诗歌、信件、自传的草稿”。⑥针对这种材料，他采取的主要是现象学解释学的文本诠释方法，也即对之加以同情的“理解”和解释，而非科学方法式的“说明”。由此，他通过海德格尔的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将病人的心理世界描述为一种独特的“在世存在和超世存在”的世界筹划。“在存在分析中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毋宁说是语言表达和表现的内容，是它们指出了世界设计或说话者生活的或曾经生活于其中的设计，或者简言之它们的世界内容。”⑦因此对他来说，向陌生经验的跨越一方面可以通过同感、“感应”来完成，但更重要的是病态意识本身也是一种在世存在的特殊筹划方式，所以存在分析通过这一共同的在世存在结构而在正常心理世界和病态心理世界之间架起了桥梁，“讨论过很多次的将我们的‘世界’与心理疾病患者的‘世界’分割开来且令两者的交流变得如此困难的鸿沟，不仅得到了科学的解释，而且通过存在分析被科学化地架构了桥梁。现在我们不再停止在那个所谓的边界上，即在我们能够移情(Einfühlung)与不能移情的精神生活之间的边界。”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