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8)08-0102-09 康德哲学向来被称作纯粹理性哲学、现代性观念的代表和启蒙主义的典范，也被视为近代最伟大的自由辩护者。不过，对于康德理性哲学中的诸多“奥秘”依然缺乏足够重视。在诸多“奥秘”中，恩典学和理性的复杂关系是最大的奥秘。 奥古斯丁和康德之间横亘大约14个世纪，探讨其思想间的关系，是冒险的，甚至有点鲁莽，但我们认为，这仍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已经有很多文献表明，奥古斯丁是一个杰出的有跨时代影响的哲学家。就康德思想和奥古斯丁之间的张力问题，在国外已经有学者开始讨论，在国内还是一个空白。本文基于理性与恩典的张力这个视域，不仅试图探究康德理性哲学中的恩典学因素，而且尝试考察奥古斯丁对康德的影响，期待取得一定突破。 一、何为理性的“致命一跃”？ 德国学者费舍尔(Norbert Fischer)主编了一本研究奥古斯丁和康德思想张力的论文集，论文集的主标题就是“恩典学乃是理性的致命一跃”。“致命的一跃”(salto mortale)这一术语是康德在《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以下简称《宗教》)中提出来的。《宗教》第三篇的标题是“善的原则对恶的原则的胜利与上帝之国在地上的建立”。康德开宗明义指出，为了期望善的原则对恶的原则的胜利，“只能通过建立和扩展一个遵照道德法则、并以道德法则为目的的社会来达到。”这个“社会”就是“持久存在的、日益扩展的、纯粹为了维护道德性的、以联合起来的力量抵制恶的社会”。这是一个“伦理的社会”，是一个遵循德性法则的联合体，如果这些法则是公共的，就叫“伦理共同体”①。换言之，单个人无力使自身改恶迁善，因为人的本性中有“趋恶的倾向”。 《宗教》第三篇第一章讨论“关于善的原则在尘世建立上帝之国时取得胜利的哲学观念”。康德首先从伦理的自然状态开始，论述了伦理共同体和道德普遍法则，提出了一个特别的宗教哲学观念：“一个伦理共同体的概念是关于遵循伦理法则的上帝子民的概念”②。“一个伦理共同体只有作为一个遵循上帝的诫命的民族，即作为一种上帝的子民，并且是遵循道德法则的，才是可以思议的。”③这种遵循上帝的道德立法的伦理共同体就是“教会”。第七节的标题就是“教会信仰逐渐过渡到纯粹宗教信仰的独自统治，就是接近上帝的国”。“理性致命的一跃”的文本出处是下面这段话： “但是，如果这种信仰(教会信仰)甚至被描绘成这个样子，就好像它真有一种如此独特的力量和这样一种神秘的(或者魔法的)影响，以致虽然就我们所知它应该被视为纯然历史的，但只要人们沉浸在它和与它相联结的情感中，它就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善整个人(从他造就出一个新人)，那么，这种信仰本身就必然被看做是直接由天国(与历史性的信仰一起，并在此之下)授予和唤醒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一切，连同人的道德属性，最终都被带往(导致了)上帝的一种无条件的旨意。”“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从字面上来看，这就是“人类理性的致命一跃(salto mortale)”。④费舍尔指出，康德这里明显要和教会信仰和一种恩典学说的解释保持距离，这些解释把我们的生命及其光辉与黯淡、生机勃勃和死气沉沉、快乐与痛苦统统带回到上帝的行动，康德尖锐地与这些解释做斗争，斥之为人类理性“致命的一跃”⑤。结合前述文本，费舍尔的概括“恩典学乃是理性致命的一跃”，基本是准确的。“理性致命的跳跃”意味着：传统的恩典学说使理性窒息了，发生了“致命的倒退”，正如卢卡奇说过的那样“理性毁灭了”，出现了“理性的真空”，因为基于教会信仰，恩典学说“把人的道德属性带往上帝的无条件的旨意”，而费舍尔的解释也尝试指出，康德的理性宗教试图和这种观点保持距离。《宗教》就是要挽救理性的生命，或者使宗教理性化，但实际上也是纯化宗教，挽救信仰。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次双重挽救，正如奥古斯丁当初在《真宗教》里所做的那样，基督教如果不和希腊哲学融合，信仰不寻求理解，基督教也就不是真正的宗教。当然，《宗教》的精神主旨还是试图通过“理性的跳跃”，改变传统的恩典学说，使传统的教会信仰过渡到纯粹的宗教信仰，让宗教保持在“纯然理性的界限内”。由此完成从恩典到理性的一次哥白尼式革命。由此可见，费舍尔的上述解释有一定道理，因为康德在《宗教》里始终要解决的问题是使理性宗教独立于自然宗教，使教会信仰成为“纯粹的宗教信仰”。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这种“纯化”的任务在康德那里非常艰难，因为它要面对的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如何在尘世建立起来的问题，上述的“过渡”或转变的目的是“接近上帝的国”。如果说，前一个方面涉及康德从恩典向理性的转折，凸显了理性对传统教会的恩典学的摆脱(跳跃)，那么，后一个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康德纯粹实践理性和纯粹理性宗教依然必须面对“地上的上帝之国”即伦理共同体的建立问题。接近上帝之国的过程，就是伦理共同体的建立过程，就是从道德走向宗教的过程。在此意义上，理性与恩典“藕断而丝连”。换句话说，在纯粹实践理性范围内，上帝还有位置，恩典并未完全“退出”。在思辨理性中被剔除出去的上帝，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又被“请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