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国家强，经济体系必须强。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那么，如何才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真正实现“国家强”和“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要借鉴现代化发展的国际经验，探讨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更要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提炼和总结“中国奇迹”背后所蕴含的基本规律，从而揭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要素。 一、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 回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无疑是一个分水岭。古代世界体系相对封闭、孤立，以文明为单位的国家或超国家体系在各自属地从事着周而复始的生产和繁衍，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得不同区域之间得以有效联系，全球化正式作为一个确定趋势在人类历史上得以发展。自此，世界范围内的财富随着贸易和市场的全球展开而产生了急剧分化，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包括英国、德国、美国在内的主要国家先后踏上现代化之路，掀开了现代世界的崭新一页。然而，一个经济思想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出现了：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 如果以富裕程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的话，那么，探索国富国穷之谜就转化为讨论哪些因素对国家财富积累起到决定性作用。一种观点认为，从要素来看，资本、劳动、土地和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种观点认为，从制度来看，私有制最具活力和效率，因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带来经济繁荣和国家富强。然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由贸易非但没能促成要素价格均等化，反而使得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经验事实表明，那种缺乏对生产要素投入条件的考虑和对制度的适应性分析的尝试，都被证明是失败的。而从线性的时间序列来看，国民财富的积累、国家实力的增长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相关。换言之，现代化是国家富强的必经之路，那么，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如何解开国富国穷之谜呢?本文通过对西欧和美国的考察发现，现代化的关键特征即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从现代化的西欧经验来看，国富国穷之谜离不开国家 在西方的研究传统中，一直存在着“国家/社会”这组对词，并形成了两种基本传统：一是以洛克为代表的“社会先于国家”的自由主义传统，一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国家高于社会”的国家主义传统，而前者占据主导，促成“强社会弱国家”的倾向，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国家问题的研究。究其原因，由于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有用的概念必须以经验为基础，因此，强调个人效用导致国家观念在英语国家受到忽视，这一现象突出地表现在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政府所扮演的“守夜人”角色的限定上。然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主张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其目标指向仍然是国家富强，这与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是相契合的，可以说，它隐匿了背后的国家。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更为在生产力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英国开展自由贸易的合理性做了理论支撑。然而，这一理论具有逻辑陷阱，内含其中的不平等贸易条件为后发国家的“赶超”设置了重重障碍。 当国家作为研究单元真正进入现代化的研究领域时，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841年出版《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为此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认为，“国家”在以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了忽视，“国家”作为“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理应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享有一席之地。李斯特认为，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独立发展，并强调“国家的一般政策与政治经济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在理论方面，他认为古典学派的自由贸易理论是一种世界主义经济学，它抹杀了各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特点，“它犯的严重错误是，以单纯的世界主义原则为依据，来衡量不同国家的情况，从而仅仅由于政治上的理由，忽视了生产力的世界性的发展趋势。”在政策方面，李斯特提出了保护关税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发展建议，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罗伯特·C.艾伦将其概括为“标准模式”①。李斯特的一系列主张对当时德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可以说，如果没有国家的出场，以德国为代表的其他西欧国家在面对英国强大竞争时不可能快速实现现代化。演化经济学家赖纳特将这一系列政策称为“李斯特型工具箱”，并强调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战略在一国现代化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自此，西欧的国家观念的兴起推动了整个现代世界的形成。在西欧的历史和思想传统中，“国家观念的重要性由它为制度和行为提供依据的方式得以加强……政府功能和权力的范围从1870年起就激起了对根本原则的反思，以及对合宜的‘国家’行为之限定性的关注”，如斯宾塞将国家视为“双方确信的合资护卫公司”等。此外，由于深受西欧思想传统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国家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国家”不仅在政治意义上作为“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而且在经济学意义上作为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重要切入点，后者从马克思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制定的“六册计划”中得以体现。马克思强调“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非“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这一前提预设为后来的国家自主性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所谓“自主性”，就是强调国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管理社会，国家通过对经济的调控使之具有改变资本主义运动的可能性。譬如，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可以通过计划进行资源配置、调整生产关系，从而改变资本逻辑的社会支配地位。总体而言，西欧的国家传统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拓展了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与经济关系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