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引发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改革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方面的研究。中国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采取了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两种方式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其中，“存量改革”就是对长期形成的经济利益格局和制度安排进行改革[2]，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方面。为了便于模拟和比较不同国企改革路径下的经济增长情景，许召元、张文魁构建了一个与中国经济实际情况较为吻合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认为通过积极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及经营模式改革，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较强的内生动力，对于缓解经济增速下行所带来的压力、促进经济以中高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3]。“增量改革”就是对新生成的经济利益格局和制度安排进行设计和指导，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改革方面。总体而言，地方政府对于民营经济持支持态度，并和国有企业一起构成了生产率竞赛和制度互补关系[4]，为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提供了多种竞争主体。 二是改革的调控方式方面的研究。无论是“存量改革”，还是“增量改革”的成功，都离不开市场机制。因此，市场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斯密定理认为专业化的经济分工只有在产品或者服务市场需求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出现和存在，而市场化改革则通过提升和挖掘市场潜力，促进长期增长[5]。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了影响经济运行的两大力量——政府和市场，那么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责任和权利边界的划分也成了关注的话题。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分别出现了“市场依附于政府”“强市场—弱政府”和“弱市场—强政府”等多种模式。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形成了政府与市场关系“强政府—弱市场”的模式，这种模式与渐进式改革相吻合，毕竟市场体系的体制结构比大多数观察家想象的要复杂得多[6]。同时“强政府—弱市场”的模式也符合当时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认知，具有深厚的体制基础。在体制完善阶段，中央政府致力于构建“强政府—强市场”理想模式，既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能强调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作用，以便于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7]。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两种调控模式，原因在于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动态变迁过程，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很难按照预先设定的路径顺利进入市场经济体制轨道。所以，在有限理性、转轨风险评估、利益集团博弈等因素的影响下，不仅仅需要考虑市场化过程中资源配置效率提升问题，还需要考虑各个利益主体对新制度的适应性问题。中国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的非正式和正式制度与规则[8]，加强对不确定性和转轨风险管理，突破原有经济运行路径依赖，确保在市场化过程中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不发生大的波动。 三是改革动力和约束条件的研究。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制度实现了从“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绝对优势”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蜕变；调控手段实现了从“高度集权的中央调控”到“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期基础性作用”的转变；经济体制从“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到“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些转变的顺利实现得益于中央政府的“帕累托式的利益改善”的顶层设计，以及“试验后推广、以点带面、先增量后存量”等具体政策的成功采用[9]。同时，中央政府还非常重视利用国际和国内市场，注重市场化与国际化之间的相互推动[10]，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赢得了多种推动力量。 在中国经济体制经过40年改革后，增长的动力悄然发生了变化。研究表明：在1978-2010年间资本投入是经济增长最主要动力源泉，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投资拉动特征；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呈现出逐渐下降态势，特别是2002年以后，出现了连续多年呈现负值的局面。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由改革初期的资本、劳动、净出口和TFP4个因素的平衡拉动，转换成现阶段的资本投入与TFP反向角力态势[11]。致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和经济发展背景也不同于以往。经济增速下行、资源环境承载力束缚趋紧、关键领域实现技术突破等构成了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条件。而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转变发展方式，贯彻新的发展理念，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小康[12]，以及国际经济发展格局的悄然改变，构成了现阶段经济发展背景。 为了破解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约束条件，在新的经济背景下抢占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从中国实际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被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念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为现实背景而提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13]，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不仅要从生产力的角度，还要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去理解，把生产关系调整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不仅包括构建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内容的新型所有制模式和市场供给主体，同时，还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又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治理产能过剩等难题，以便于增加有效供给，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当然，从客观上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改善产品的供给结构，但是由于市场上不仅有供给者，还有消费者，因此，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要总需求管理相配合[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