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7-10-30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CN33-6000/C DOI：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7.05.091 20世纪80年代以来，带着西方学术界的记忆研究传统和对二战后的时代反思，德国学者阿斯曼创立了文化记忆这一研究理念，提供了一条以“宏观视角来审视和衡量历史走向”的途径[1]26。它在中国学术界引入、传播和发展的近二十年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传统与现代、书写与遗忘、融合与批判都在记忆之名下暗流涌动。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和人文地理等学科对记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推动了文化记忆理论的深化与应用实践，但我国对这一理念的具体讨论、应用及反思仍然呈现出相对宽泛、离散的状态。近年来，阿斯曼夫妇对文化记忆的研究不断拓展，而我国相关研究仍有一定的滞后和局限。针对以上困境，为整体把握文化记忆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和研究态势，并为后续研究提供突破口，本文从文化记忆的理论背景出发，对我国近二十年的文化记忆研究予以概述和探讨。 首先，本研究是一个跨学科、全景式的研究综述，并不局限于某一具体领域；其次，结合我国研究现状，本文对文化记忆的研究综述主要围绕记忆的表现形式、空间实践和功能作用三个方面，尽可能地展示跨学科视域下的应用图景；再次，对记忆的探寻是一种超时空的诗性对话和批判性反思，关注记忆研究“不仅是为了‘对抗遗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2]65。 一、文化记忆学理脉络及在我国的研究概况 “在西方的学术语境里，‘记忆研究(memory studies)’这个词包含了公共记忆(public memory)、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国家记忆(national memory)、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等术语。”[3]12这些术语展现了记忆研究的问题视野和学理维度，从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到文化记忆的理论发展，是西方记忆研究史上从大脑研究和心理学研究范畴逐步拓展到社会心理学范畴，最后抵达文化研究范畴的过程[4]。 (一)从集体记忆到社会记忆 在《论集体记忆》中，哈布瓦赫从家庭的记忆、宗教的社会记忆、阶层的社会记忆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提出记忆不再是个体的特权，通过对个体的约束和关系网络的控制，社会逐渐构建了集体层面的记忆，从而确立了集体记忆这一理念[5]。哈布瓦赫强调社会对记忆的构建性，集体根据各个阶段不同的社会框架完成对过去的重构，以重新阐释过去的方式达到巩固自己主体同一性的目的。集体记忆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完成了记忆研究史上社会性与生理性的重要剥离。同时代的艺术史学家阿拜·瓦尔堡在对艺术中的象征符号、图像等西方艺术图像志的考察中追寻记忆，他把复古潮流中艺术形式的重复看作文化符号的记忆功能，这些符号可以储存记忆，并能超越时空的界限获得重生。基于此，瓦尔堡提出了“‘集体图像记忆’的观点，并将之称为‘社会记忆’”[6]2。针对社会记忆这一概念，康纳顿则把问题聚焦在“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并通过人类学的考察和政治的透视把答案引向了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强调权力之于社会记忆的作用[7]1。虽然康纳顿并未完全实现集体与社会的概念性剥离，但“从‘集体记忆’到‘社会记忆’这一脉络演进，体现了从‘集合起来的记忆’变成了‘集体的记忆’的本质突破”，记忆的社会基础、可建构性与传承性在理论发展中不断清晰和强化[8]77。 (二)文化记忆的理论生成 如果说哈布瓦赫贡献了记忆的社会框架和群体概念，瓦尔堡的社会记忆提供了记忆的具体文化符号，康纳顿通过记忆传承问题的讨论使记忆的展演得到进一步凸显，那么，阿斯曼提出的文化记忆则要实现的是把记忆(同时发生的过去)、文化和群体(社会)这三个维度关联起来[9]6-7。同集体记忆相比，文化记忆更加强调记忆的文化功能；同社会记忆相比，文化记忆更加注重记忆形成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如权力、政治等)的影响，而并非是群体的社会结构。“文化记忆是一个文化理论，同时也是一个记忆理论”[10]5，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继承了前人记忆研究中的社会和文化传统，具有广阔的理论兼容性①。 从记忆的历时维度来看，文化记忆与那些日常性、口头性、流动性和短暂性的交往记忆不同，“文化记忆的特点则是和日常生活的距离”[9]6-7。这种超越代际的记忆内核也最终指向认同的具化，即凝聚性结构作用之下交流和认同的产生。从社会的共时维度来看，文化记忆关注的是文化内部的传承和交流方式，是在“传统的形成”“对过去的指涉”以及“政治认同或想象”等作用框架之上的文化概念[11]15。文化记忆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意义生成空间，其中文化记忆以认同具体性或群体关联性、重构性、成型性、组织性、约束性和观照性等功能而发挥作用[6]34-35。从记忆的具体形象来看，文化记忆是通过“文化形式(文本、仪式纪念碑等)，以及机构化的交流(背诵、实践、观察)而得到延续”[9]7。文化记忆涵盖了社会记忆概念中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展现。与记忆直接相关的文献、文物，促进记忆的神话、仪式、纪念物，以及整理、撰写、出版等活动都可以纳入其中[1]。 与扬·阿斯曼对古埃及、以色列和希腊文明的远古记忆探索不同，阿莱达·阿斯曼从近代和当代文化与文学研究出发进一步拓展了文化记忆理念，他把文化记忆分为功能记忆和储存记忆，展示了文化记忆在选择和调动中的具体生成机制。历史的展演方式、身体和地方(place)作为记忆媒介，以及遗忘和储存等记忆伦理性问题都被纳入研究视域[12-13]。文化记忆从最初的对文明内部及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发展脉络的阐释，逐步发展成将社会结构、政治权力和空间阐释融为一体。扬·阿斯曼承认这一理论的复杂性，“文化记忆是复杂的、多样的，就像迷宫一样，包含大量的纽带记忆，以及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差异性的群体身份”，但同时他认为，“正是在这些张力和矛盾中，文化记忆获得了活力”[1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