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8)04-0041-11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8.04.006 1980年代的初、中期之交，与“思想解放”运动的全面展开互为表里与呼应，中外思想知识曾就促成中国社会历史(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近、现代转型的动力来源，展开过解释框架有所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撞击和交汇。概乎言之，不妨称之为“外铄”与“内铄”两大取向的错综和纠结。 一、“外铄”型诸家梳理 1970年代风行世界的“韦伯热”，最先为此期急切诉求“四个现代化”的中国思想知识界所关注。韦伯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交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最早由新锐学者金观涛编入他所主编的、也是1980年代中国思想知识界最具影响力的三大丛书之一的四川版“走向未来”书系(1986，黄晓京、彭强译本；另外两套丛书则分别为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丛”和稍后甘阳等学术新生代所主持并由北京三联鼎力襄助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翌年末，该书(1987，黄晓京、陈维纲等译)被重新收入规模更大、编校实力和装帧水准也远胜一筹的甘阳等人所主持的丛书时，在川版中悉数遭到芟夷的韦伯原注，都一一获得了恢复。韦伯就资本主义的兴起所做的历史社会学的考察，暗含了一个后来备受学术界关注并引发诸多争议的理论性结论，亦因此而被学界称之为“韦伯式问题”：它从另一个方向追问并试图论证，西方、欧美之外的地域，如东亚尤其是中国，何以没有能够衍生出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方兴起，除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原因外，还得到了某种相当重要的，同时又是为世界其他地域所不具备的文化心理方面的特殊经验的支持(譬如说，我们几乎不可能在其他文化中找到与加尔文教派“前定论”所谈论的那样一种相当独一无二的宗教意识和体验相同的东西)。这种特殊的文化心理方面的支持力量，在韦伯看来，便是“新教伦理”。 韦伯明确提示说，加尔文教派所推崇的“选民前定论”(predestination)以及所主张的“入世苦行”(inner-worldly asceticism)，都特别有助于促成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上述二项中的后一项，则涉及西方近代的“俗世化”(secularizations)，它讲一个社会在由“出世的”性格转换为“入世的”性格之际，其经济形态往往会发生重大的变化。韦伯绝非一个历史单因说和经济决定论者，在他看来，文化心理因素，诸如思想意识和宗教伦理等精神性因素，同样也会在历史的实际过程中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成为促成社会转型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韦伯也并不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仅仅或者完全是宗教改革(Reformation)的结果，他所要寻索的只是在资本主义衍生和扩展的全部过程中，作为影响这一过程的诸多力量之一的宗教伦理，在这一过程中究竟发挥过怎样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被发挥到了怎样的程度。在总体的看法上，他认定资本主义的兴起可以大致归结为彼此独立而又互动关联的三重因素，即：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组织以及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心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须得从这三者的交叉互动关系中去寻求解释。这样的解释，对比于我们曾经熟习到“百姓日用而不察”程度的、那种刻板甚至霸道地死抱不放的经济单一决定公式，显然更切近于历史转型的发生发展的复杂真实的层面。《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则是相对侧重于宗教伦理这重精神心理背景的分析。同样，只要不是偏执于单因决定论，你偏重经济的解释也好，抑或倚重政治制度层面的解释也罢，都应该是韦伯所认可的。平心而论，韦伯的《新教伦理》，既是对死抱教条不放的单因决定论者的一剂有益的针砭，并且对虽然从未抹煞精神意识和政治建构等上层建筑之于历史和社会存在的积极能动作用，但毕竟一向偏重于从人类基本的经济活动层面去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的马克思本人的历史观，也不失为一个必要的互视角。 但在韦伯的研究模型里边，中国社会历史实现自身现代转型的可能性同样也被置于令人备感沮丧和焦虑的尴尬境地，几乎遭到了根本性的质疑，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上述那种对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几乎是不可或缺的、起有至关重要的促成功能的新教伦理因素，是在中国的儒家伦理中所不具备的，毋宁说，儒家伦理反而是阻碍和遏制资本主义得以衍生、兴起的功能的一股力量。虽然韦伯本人从未下过这样的断语，但我们还是不难从他的著述中得出如下的推论：既然促成其走向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这样一重文化心理背景在中国自身内部实际上是付之阙如的，那么要在中国生成自己的“资本主义精神”，或者说中国社会要解决自己的现代转型在精神文化心理方面的动力源的缺失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只剩下借助外部力量之一途。 尽管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中译本)中，主编者对其早期的观点已有所修正，即已经开始注意到中国现代化的萌动是始于鸦片战争之前而不是之后，并且在相当的程度上，这一萌动乃“是中国社会内部演化的结果”，这实际上已经开启了后来由柯文、艾尔曼等揭竿而起，清算早期费正清思路，正式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方法论的端绪，不过，由于“理论旅行”，即思想学术的传播和接受，需要一个时间上的缓冲，有一个相对的滞后期，因而1980年代初、中期之交，大陆思想学术界耳熟能详并且浸染其间的，依然还是费正清早些年贯穿在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挑战—回应”模式，或列文森的“传统—现代”模式，而无论是费正清将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动力归之于西方的冲击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国的回应，还是列文森将中国近代内部分作传统与现代两种对立的因素，以及摆脱传统的历史循环的途径是向西方式的“现代”认同，他们均对中国社会做了这样的设定：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唯有经过西方的冲击，才有可能向近代社会演变。至于与之长期处于针锋相对立场的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即那种把近代中国所遭遇到的所有的挫折和不幸，统统归咎于来自西方的侵略，其实与它的论敌之间，并不像它们自己所预想的那么不共戴天。因为，很显然，在漠视中国历史内部因素这一点上，它与它所要竭力驳斥的论敌的意见，某种意义上倒是更有着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的性质。 相对精致一些的“外铄”论，在本土思想学术、知识视域中率先“破土而出”的“始作俑”者，当数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俩所提出的有关中国社会历史的“超稳定系统”的解释框架。金、刘二氏均系北大出身，前者就读北大化学系，后者就读北大中文系。“文革”期间以及嗣后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自然辩证法(科学哲学)研究。1970年代后期所著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1972年3月初稿，1979年9月二稿)，以笔名“靳凡”刊于1980年第1期《十月》①。凭藉那个物资极度匮乏而思想极端单一的时代背景的映衬，小说以其相对复杂错综的思想和争辩，以及青春异性之间朦胧的情愫萌动，打动了众多读者的心，与当时的另外几种注重精神思辨的中篇小说，如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北岛的《波动》等，成为该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传阅频率极高的文学读物之一。与此同时，夫妇俩以“控制论”、“信息论”等自然科学中的数理模式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兴盛与危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也在此一时期相继结撰成稿，1980年即编入由著者之一金观涛出任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的第一辑②。我当时正就读武汉大学历史系，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年与同学一起汇集在与武大行政楼遥相呼应的数学系大厅(老武大最能见出民国建筑工艺的建筑物之一)里，谛听这部长篇论文主要思路的宣读，躬逢其反响热烈的盛大场景。我记得我们的老师辈的反应则显得矜持而平淡，立足于史学研究训练的基本立场，他们多半对论文作者史料研读方面隔行如隔山式的粗疏以及征引史料的率性大胆有时到了惊世骇俗地步的做法，持半信半疑或敬而远之的态度。自1990年代起，金、刘夫妇转辗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在那里一手创办并主编的《二十一世纪》杂志，则是整个1990年代与汪晖、陈平原等人所主持的《学人》集刊呈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之势。他们潜心著述的《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观念史：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诸书，对近代观念的引进及其衍变做了谱系分析，勾勒诸如“权利”、“个人”、“公理”、“民主”、“社会”、“科学”、“经济”等中国近现代核心价值观念的来龙去脉及其延续、断裂、转型的轨迹，学术的规模和所达到的精深程度，均已远非昔日“初出茅庐”时所可比拟，尽管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依然留有著者80年代结撰《兴盛与危机》时的“科学主义”思路的明显痕迹，而此一思路也一直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