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大量研究认为，“亚文化”概念在过去25年中一直被用来研究基于风格的青年文化，这个术语已经变成鸡肋。虽然理论家对于这种看法产生的原因还存在着诸多争议，但他们普遍认为：青年认同——其实本质上是社会认同——由于文化商品、图像和文字的日益增多而变得更具反思性、流动性、更碎片化了。更具个性化标识的项目和自我的概念也借以风行并被模仿(Muggleton，2000)。青年文化研究中的这种“后亚文化转向”成了许多研究和汇编论文集的重点领域(参见Muggleton and Wienzierl，2003；Bennett and Kahn-Harris，2004)，由此，作为具有可行性的理论和分析框架，亚文化在青年文化研究中是否仍然有效，理论家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持续的批判性对话(参见Bennett，2005；Blackman，2005；Hesmondhalgh，2005；Shildrick and MacDonald，2006)。 后亚文化理论对青年文化研究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事实上，正如本文揭示的那样：后亚文化理论为我们理解文化动态做出了很多贡献，让我们了解到青年每天接触或使用的音乐、风格及其相关物品、形象和文本。虽然后亚文化理论在某个层面上为青年文化研究的新范式奠定了基础，但后亚文化理论并没有取代亚文化理论成为青年研究的基础。针对后亚文化转向，亚文化理论的倡导者也的确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注意的批评。对后亚文化理论的一种普遍批评是，它作为一种方法在理论上不够严谨，不能为青年文化研究提供一整套可选择的、分析性的、实证性的概念。对后亚文化理论的另一种批评是，对文化产业在建构青年认同和有品质的生活方式上发挥的作用，它采取了幼稚的、本质上来说是赞扬的立场。因此，有人认为，尽管后亚文化理论提出否认基于阶级的青年认同的主张，但人们并不需要努力去寻找证据来证明结构性不平等在决定青年人生机遇(life chances)和文化归属方面持续发挥的作用。另外一些倾向于批判的观察家认为，后亚文化理论在强调反思性的个人主义是形成当代青年认同的原动力时，实际上去除了青年文化的政治色彩。对后亚文化理论的最后一个批评是，它认为青年的各种风格归属(stylistic affiliations)是流动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这种看法忽略了形成历史更久的青年文化风格的典范，而这些典范似乎违背了后亚文化理论家观察到的具有流动性和暂时性的这一风格的新规律。 在很大程度上，亚文化与后亚文化理论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仍未得到解决。不管后亚文化研究遭到何种批评，它确实有助于揭示亚文化理论的一些明显不足之处。鉴于此，后亚文化转向在理论和方法上可以得出哪些重要见解呢？本文的目的就是回顾后亚文化转向的重要原则，研究针对它的一些重要批评，并尝试解决与后亚文化理论及后亚文化转向相关的一些疑难问题。在研究并确定了后亚文化理论的优点和一些潜在不足之后，在今后的青年文化形式和行为的研究中，如何将亚文化与后亚文化这两种理论最重要的原则结合起来，本文最后一节会提出一些建议。 后亚文化理论中的关键概念 “后亚文化”这个术语的提出要归功于史蒂夫·雷德黑德(Steve Redhead，1990)，他用这个术语来揭示从前的青年亚文化体系的不完善，特别是它们无法恰当解释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出现的舞曲文化。后来戴维·马格尔顿(David Muggleton，2000)在其著作《亚文化透视：风格的后现代意义》(Inside Subculture:The Postmodern Meaning of Style)中对这一术语进行了重要补充，并将其发展为成熟的概念方法。和雷德黑德一样，马格尔顿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亚文化青年已经转变为后亚文化青年，他将这一时期描述为“亚文化分裂和快速发展的数十年，伴随着大量的(亚文化)复兴、杂合和转换，无数风格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并存”(2000，第47页)。马格尔顿同时使用了韦伯式的分析和后现代分析，他认为，风格的选择和混合(the pick and mix)是由于青年风格日益多样化和复古市场的突出地位，以及对新的后现代风格的敏感性，从他研究中的那些受访者身上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处理风格的方法。在新的风格中，个人主义超越了对集体性的强调，成为社会行为人(social actors)的一种手段，为他们自己寻求理想的视觉形象进而形成自己社会文化特性。后亚文化理论在随后的发展中使用了一系列的概念框架，最突出的是“新部落”(neo-tribe)、“有品质的生活方式”(lifestyle)和“场景”(scene)。 “新部落”概念最初由法国社会学家迈克尔·马费索利(Michael Maffesoli，1996)提出，用来研究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相联系的社交新模式。根据马费索利的解释，新部落“没有我们所熟悉的刻板的组织形式，它更多是指一种特定的氛围、一种心境，通过那些注重外观和形态的生活方式可以更好地得到体现”(1996，第98页)。新部落理论随后被用于安迪·贝内特(Andy Bennett，1999a)和本·马尔本(Ben Malbon，1999)对当代舞蹈音乐进行的两项实证研究中。这两项研究提出了这样的中心论点：舞蹈俱乐部会员的流动性表明了由青年风格的碎片化和舞蹈音乐零碎的文字所引发的新部落式的敏感性，其中舞蹈音乐本身就是音乐节目主持人们(DJ)使用数字采样、混音及糅合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比如可以参见Langlois，1992)。在青年文化研究中，新部落方法的核心就是它允许对青年聚在一起形成集体的方式及原因做出新的理解。和亚文化理论不同，新部落理论允许品味、审美感受和情感成为青年参加集体文化活动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亚文化理论认为个体如果不是“被迫的”，也是因为阶级、社区、种族或性别这些事实而“被掌控”(Held)在一起，形成亚文化群(Bennett，1999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