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本》未在收获发表之前，听朋友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新作原名为《秦岭志》，后改为山本。我索来《山本》电子文档，初读时也以为“秦岭志”是更妥帖的书名，细想，贾平凹不以“秦岭志”作为一本小说的名字，或许因为他迄今为止都在写一部叫《秦岭志》的大书。“山本”是“秦岭”的一座山峰，一座高峰。贾平凹似乎并不想以一本书，即便是最重要的小说之一，消费掉“秦岭志”。 如同我们意识到的那样，这些年贾平凹每部长篇小说的“后记”作为“副文本”，几乎都抵达小说家的灵魂深处，穿透小说文本。读《山本》“后记”，我想起贾平凹写于1985年的《自传——在乡间的十九年》，《自传》堪称是贾平凹的“心理传记”。以此相关联，我们可以读到贾平凹的“秉性”如何在在秦岭、出秦岭和再回秦岭的循环中养成。《山本》“后记”，也可视为《自传——在乡间的十九年》的“后记”。 1972年4月的最末一天，19贾平凹离开了商山，走出了秦岭，到西安读大学。十多年以后，贾平凹回忆说：“看着年老多病的父母送我到车站，泪水婆娑的叮咛这叮咛那，我转过头去一阵迅跑，眼泪也两颗三颗的掉了下来。”他不知道走出秦岭后会不会从此不再孤独和寂寞，这样的记忆刻骨铭心：“我不喜欢人多，老是感到孤独。每坐于我家堂屋那高高的石条台阶上，看着那远远的疙瘩寨子山顶的白云，就止不住怦怦心跳，不知道那云是什么，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一只很大的鹰在空中盘旋，这飞物是不是也同我一样没有一个比翼的同伴呢？我常常到村口的荷花塘去，看那蓝莹莹的长有艳红尾巴的蜻蜓无声地站在荷叶上，我对这美丽的生灵充满了爱欲，喜欢它那种可人的又悄没声息的样子，用手把他捏住了，那蓝翅就一阵打闪，可怜地挣扎。立即就放了它，同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茫然。”贾平凹说他的这种“秉性”在上学后更“严重”了。 尽管这样的孤独和寂寞一直伴随着贾平凹，但我在这是篇《自传》和类似的文字中，印象更深的是少年贾平凹萌生的庄子式的“物我”关系。从1985年的《自传》，到《山本》的“后记”，贾平凹终于悟透了《道德经》和《逍遥游》的不同：“一日远眺了秦岭，秦岭上空是一条长带似地浓云，想着云都是带水的，云也该是水，那一长带的云从秦岭西往秦岭东快速而去，岂不是秦岭上正过一条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下流过是自然的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上流过是我感觉的河，这两条河是怎样的意义呢？突然醒开了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学，庄子是天我合一的，天我合一是文学。这就好了，我面对的是秦岭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了我吗，我与历史神遇而迹化，《山本》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 贾平凹在古庙里读完小学，古庙教室的四壁上端画满的那些山水、神鬼、人物，不仅是他成长的环境，而且熏染了他的思维方式、精神特质和艺术感悟。 与此相关的神秘气息，对贾平凹而言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娘生我的时候，上边是有一个哥哥，但出生不久就死了。阴阳先生说，我想那面炕上是不宜孩子成活的，生十个八个也会要死的。娘却怀了我在第十月的日子，借居到很远的一个地方的人家生的，于是我生下来就‘男占女位置’。穿花衣裳，留黄辫撮，如一根三月的蒜苗。家乡的风俗，孩子难保，要认一个干爹，第二天一早，家人抱着出门，遇张三便张三，遇李四就李四，遇鸡遇狗鸡狗也便算作干亲。没想我的干爸是一位旧时的私塾先生，家里有一本《康熙字典》，知道之乎者也，能写铭锦。”可以说，这位“干爸”是古庙墙上的人物之一。贾平凹小说中的很多文化人是这位私塾先生的分身。 墙壁上的山水、神鬼和人物，多少年来一直在贾平凹的文本中“神出鬼没”，现在又更大规模地集结在《山本》中。用贾平凹的话说，《山本》打开了一扇天窗，神鬼要进来，灵魂要出去。 《山本》的写作也是一种困惑中的写作。2015年构思《山本》时，内心极其纠结：“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首先是它的内容，和我在课本里学的，在影视上见的，是那样不同，这里就有了太多的疑惑和忌讳。再就是，这些素材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我想我那时就像一头狮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钻进偌大的荆棘藤蔓里，狮子没了办法，又不忍离开，就趴在那里，气喘吁吁，鼻脸上尽落些苍蝇。”(《山本》后记) 这不是贾平凹一个人的困惑。即便在历史学界，多年来关于“大写”的历史和“小写”的历史的合法性之争从未停止过。在谈到历史叙述时，埃尔顿反对创造科学化的或“大写”的历史，他认为任何的定论真相和元叙事(任何的大写历史)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把那些没有大力支持小写历史的剔出正规历史/历史学家的范畴。而在另一些历史学家看来，埃尔顿的“历史学原理”其实也是一种“信念”和“偏见”。这种历史叙述的困境，同样反映在文学的历史叙事中，“宏大叙事”解构与建构的纷争便是例证。就小说写作而言，当作家重新叙述历史时，往往是想打破曾经的“信念”甚或“偏见”。 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历史叙事，不是告诉我们历史“是什么”，而是告知我们历史“不是什么”。如果还用这样的句式表达，贾平凹的小说不是告诉我们历史是什么，而是说历史不是什么。这其实是贾平凹多年创作的一个轨迹。在《山本》之前的《老生》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我以为要读懂《山本》，需要先读懂《老生》。关于现实的叙事也是如此，《秦腔》叙述了已经不是什么的“乡土中国”。当贾平凹叙述了历史和现实是什么时，他和被规定的“信念”和谐，如《浮躁》《土门》等，当他说不是什么时，比如《废都》遭遇的那种剧烈批判，正意味着小说与我们习以为常的某种信念或偏见之下的历史叙事或现实书写发生了剧烈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