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流派归属，在当代文学研究界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各持己见的问题。这种情况一是源于莫言创作本身的丰富性和不断自我更新，从而使得他的小说几乎完整映现了当代文学变革的“每一个脚印与节奏”①。再者则是因为任何思潮流派的形成，无论是命名、界定、明确彼此认同的标准，还是筛选、区分，规划互相接纳的群落，都并非先天自明，而是一个主观建构的过程。用莫言自己的说法，就是“小说是作家创作的，思潮是批评家发明的。批评家发明思潮的过程就是编织袋子的过程。他们手里提着贴有各种标签的思潮袋子，把符合自己需要的作家或是作品装进去，根本不征求作家的意见，这叫作‘装你没商量’”。②基于不同的文学诉求，莫言的作品被不同的批评家装进过许多不同的“袋子”，比如“意识流小说”“荒诞派小说”“寻根派小说”，“新感觉主义”“新历史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不一而足。 “先锋”小说家，也是莫言身上的标签之一。本文拟以“1987年”作为切入口，重返文学现场，梳理考辨这样一组问题：在1987年的文学场中，莫言的“先锋”身份是如何被确立的；这一身份在之后“先锋小说”的经典化过程中有没有变化，怎样的变化；莫言本人如何理解“先锋”，他的“先锋”意识及创作探索与其他先锋作家相比有哪些异同，何以表征。希望借助个人创作和文学思潮两个参照系的比较，一方面可以深入理解莫言创作的“先锋性”问题，另一方面能藉此深入“先锋小说”思潮内部，了解各自的来路和渊源，探察其中的共识与分歧。 一、“先锋小说”的出场 相较于风云变幻、高潮迭起的八十年代中期，1987年的文坛在当时的亲历者看来，其实有些“失却轰动效应以后”③的平淡。仿佛一下子从热闹中冷清下来，尚不太适应的评论界甚至纷纷使用了“低谷”④“困惑”⑤“相对疲软”⑥“悲壮的努力”⑦等修辞来形容彼时的局面。不过，历史研究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我们知道随后发生之事”⑧。当彼时种种未曾预料的尝试和可能，逐渐酝酿成为深刻影响当代文学面貌的重要思潮，隔着一段沉淀后的时间距离再回看，许多先前不曾经意的细节慢慢浮现出来，人们才发现那一年早已是暗潮涌动，蓄势待发。 那一年，余华在《北京文学》第一期发表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那一年，马原的第一部长篇《上下都很平坦》问世，格非发表《迷舟》《陷阱》，苏童相继推出《桑园留念》《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蓝白染坊》等小说，他们以别具特色的叙事方式、叙述语言，开始引起新锐批评圈的关注。也是在那一年，《人民文学》以1-2期合刊的形式刊发了一批具有形式实验意味的作品⑨，并在“编者的话”中郑重宣告要“锐意改革”“兼容并蓄”，为“既孳孳于美妙新奇的形式又谆谆于增强对读者的魅力的那样一些严肃而成熟的力作”，包括那些“被称为‘前锋文学’”的作品，“提供充分的版面”。⑩稍后，《收获》编辑程永新策划推出了第5期、第6期“实验文体专号”，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孙甘露、格非等后来被称为“先锋派”代表的作家悉数登场。 几乎不约而同，那一年，吴亮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评论文章《马原的叙述圈套》，在文中他说“我总算找到了对手……我不打算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依照小说主题类别等等顺序来呆板地进行我的分析和阐释，我得找一个说得过去的方式，和马原不相上下的方式来显示我的能力与灵感。”(11)李劼则在《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中提出“从八五年开始的先锋派小说是一种历史标记。这种标记的文学性与其说在于‘文化寻根’或者现代意识，不如说在于文学形式的本体性演化。也即是说，怎么写在一批年青的先锋作家那里已经不是一种朦胧不清的摸索，而是一种十分明确的自觉追求了。”(12)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前一篇吴亮对马原的评论出名，但置身文学现场的李劼已经感觉到当时一股文学变革的潜流正在涌动，他率先使用了“先锋派小说”这一说法来指认那些探索性作品，并敏锐宣称这是文学从“写什么”向“怎么写”的“本体性演化”。在先锋小说思潮的兴起过程中，与之同气相求的新潮批评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来自评论家的命名与划界、选择或排斥，无论对当时的文学场域建构还是其后的文学史研究，都将产生深刻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那一年，之于莫言也是颇不平静的一年。从创作方面来看，沿着已经开创的“高密东北乡”书写路径(13)，他继续发表了偏写实的短篇《罪过》《飞艇》《猫事荟萃》，偏传奇的短篇《凌乱战争印象》。此外，他的中篇小说《欢乐》《红蝗》分别在《人民文学》《收获》被当作极富探索性的力作隆重推出；他的长篇《红高粱家族》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天堂蒜薹之歌》在年末写作完成。从接受与批评方面来看，因为《欢乐》与《红蝗》中“超常越轨”的书写，莫言遭遇了成名以来第一次相对集中且严厉的批评。许多批评者将对莫言创作的质疑与“先锋小说”的问题并置，认为这些正是文学从追求创新到形式游戏，开始“走向歧途的先兆。”(14)1987年，被后来的文学史研究者追认为“先锋小说”集体亮相的标志性年份。 因为“先锋小说”是先有作家的创作实绩，后由评论界联手造势、总结命名的，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异军突起，实际却是自有前史和渊源。1985年前后兴起的“新潮文学”革命，是先锋小说的萌发阶段，这已经在研究界达成共识。其中存有争议且尚待进一步辨析的问题是“新潮”是如何过渡到“先锋”的，在过渡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区分和筛选？究竟哪些“新潮”探索被视为先锋小说的源头，哪些在当时看来同样具有创新意味的探索被悄悄地压抑、分化出去？莫言，作为连接“新潮小说”与“先锋小说”的典型个案，他的创作被解读、他的身份被归化的过程，大约可以为我们重新厘清这些问题提供许多有参考价值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