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20世纪50年代因《红豆》而名世。她的作品虽然与十七年的“百花文学”和新时期的“伤痕文学”都有亲缘关系，但没有人把她看成“归来”的作家。这使宗璞的文学史定位出现了困难，这种困难一定程度上来自她特殊的家庭。 冯友兰新中国成立后积极与国家接近，虽“文革”中被抄家和短暂关押，但冯家未曾下放或被虐待，宗璞除偶尔被揪斗外，也未遭遇什么麻烦，一直在正常工作和生活。“新时期”宗璞重返文坛，甚至迎来自己创作生涯的新高潮①；但奇怪的是，作为知名作家，宗璞远不像她的同代人受关注。究其原因，我想与她常年陪侍在父亲身边有一定的关系，更重要在于，在她家学中形成的独特创作意识与风格，也阻碍了她以激进姿态勇猛投入文学的洪流。人们只能说，宗璞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关于宗璞的研究，也特别喜欢将其归入“优雅”“精致”“玉兰气质”“淡泊宁静”的范围。对已出版的三卷“野葫芦引”系列长篇小说的评价，更是从知识分子命运、家国意识等宏大角度来认知②。这位门庭显赫的“文二代”，就这么一直在当代文坛上不温不火地存在着。 这就是继续研究宗璞有意思的地方。但这扇久闭的门，应该怎样来打开呢？ 本文试图从其家学渊源入手，梳理父亲一脉的书香古风和母亲的革命者家族对她的影响，并以宗璞的作品为基础，来分析宗璞在书斋内外的个人审美趣味与价值追求中间的分裂式写作。这当然也是宗璞创作的特点和困境。 宗璞1928年7月26日(农历六月十日)生于北平海淀成府槐树街十号，是冯友兰夫妇的第三个孩子，冯友兰时年33岁，已经有一个9岁的女儿和一个4岁的儿子。宗璞未及满月，冯友兰便开始担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秘书长，随后全家搬进清华园。此后直到1990年冯友兰去世，宗璞一直居住在清华、西南联大、北大校园之中。与女儿的天生北平人不同，冯友兰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冯友兰祖籍山西，清朝年间曾祖携子迁入河南，正是迁入的这一支筚路蓝缕，历经几代传承，终于在南阳落户扎根。及至冯友兰出生，冯家已是当地有名的大户，不仅有田产一千五百多亩，而且人丁兴旺，每天家里有二三十口人吃饭。 作为南阳本地的外来者，历经了最初的艰难困苦，到了冯友兰的祖父冯玉文一代，除了买地置产之外极为重视子女教育，他认为唯有耕读可传家③，这种观念也算是文化名地南阳的优良传统。地处盆地，河流环抱，气候湿润，南阳自古人才辈出，学风浓厚。据冯友兰自述，“照老家的规矩，教书先生的地位是很高的，每顿饭必须有家里一个主要人陪着吃”④。冯家的尊师重道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冯友兰父辈的兄弟三人都在科举中取得功名，冯友兰的父亲更是连中举人、进士，一时“唐河三冯”传为佳话。冯友兰谨遵家族规矩，七岁进私塾，经过了传统四书五经的“包本”⑤教育。但在冯友兰父亲一代，清王朝已经日暮西山，父亲常年奔波在外，不幸英年早逝，冯友兰当时只有13岁。之后冯母继续延师教子，直到他们1910年考入新式学校。冯友兰父母秉持的教育观念是无论学什么，都需要把中文的底子打好。因此，十五岁之前的冯友兰一直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冯友兰的母亲是具有传统家庭妇女美德又不拘泥于传统礼法的人，既把丈夫孩子的成功视为最高目标，又思想开阔；不仅做过新式学校的学监，还做主解除了女儿的包办婚约。在这样古典、开明又富庶的家庭成长，冯友兰和弟弟妹妹将冯家的声名带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与父辈“唐河三冯”相呼应的是冯友兰一辈的“新唐河三冯”。冯友兰和弟弟冯景兰先后考取河南省的官费留学资格，几年后都从美国知名大学学成归来，受到当地礼遇。冯友兰后成为知名哲学教授，先后任教于清华、北大；冯景兰成为著名地质学家，是中国丹霞地貌最早的发现者和研究者。他们的妹妹原名冯恭兰，后改名沅君，笔名淦女士，是五四时期著名女作家。冯沅君自幼与兄长一起学习古典文学知识，虽然按照家族规定女孩十岁以后不再上学，但她从兄长处了解了新知识和新观念，并最终说服母亲取消了原定的婚约，与兄长一起北上求学，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攻读古典文学研究生。求学期间，冯沅君创作了许多反抗旧礼教、宣扬女性婚恋自由的小说，一时名满京华，时有黄(卢隐)、凌(叔华)、冯(沅君)、谢(冰心)之称。后来，冯沅君与同为文学研究者的陆侃如结婚，一起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成为著名的学术伉俪。如果说父辈的“唐河三冯”还是传统的享誉功名，子辈的“三冯”便都进入现代意义上的专家学者行列。 祁仪冯家是传统的书香门第，在走出了范蠡、张衡、诸葛亮等文化名人的南阳，祁河仪河环绕的小镇孕育了冯家的几代贤能。冯友兰的堂妹冯纕兰嫁给了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冯景兰的长女冯钟芸后来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她的丈夫是著名哲学家、国家图书馆前馆长任继愈。据河南冯友兰研究会提供的一份材料统计⑥，冯氏子弟自第七世“兰”字辈起，至第九世“镇”字辈止，具有大学学历者55人，硕士学历者2人，博士学历者8人。其中37人毕业于北大、清华、哈佛等名校，23人留学海外，22人成名成家。说南阳冯家是有家学传承的“文化世家”似乎并不为过。与父亲家庭的温润儒雅形成对照的，是宗璞母亲任载坤这边的另一番激烈景象。 母亲任载坤是任芝铭先生的第三个女儿。任芝铭先生是河南新蔡人，生于1869年，是晚清举人，早年沉迷学问，后参加革命，是同盟会重要成员。辛亥革命之后也一直活跃在革命一线，在反袁、北伐、抗日战争中始终发挥重要作用。任芝铭在家乡兴办教育，鼓励后学，在河南和全国都享有盛名。革命战争年代，任芝铭亲近共产党，心系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河南人民政府委员、河南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任芝铭共有六个女儿，虽然一生没有儿子，但他对女儿也绝不歧视，鼓励她们放足、接受教育，且婚恋自主，并无逼迫。大女儿任馥坤嫁给了四川人黄肇修，黄是早期同盟会成员，由任馥坤的妹夫孙炳文介绍二人相识，自由婚恋。黄从京师大学堂采矿工程系毕业，致力于祖国的采矿工业，后来成为中国最早的华人矿长，为我国早期矿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任馥坤也一直过着较为富有安定的生活；四女儿、五女儿二十岁左右不幸早亡；最小的女儿任平坤后改名任均，由任芝铭在1938年亲自送往延安。从鲁迅艺术学院毕业后一直在革命区从事戏剧、表演工作，有“延安梅兰芳”之称。她的丈夫王一达也是鲁艺学生，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戏剧戏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