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次聚会的两种表述 1979年初，从维熙拿出返京后的第一笔稿费在家中设宴，邀请故友旧交重聚。王蒙、邵燕祥、刘绍棠、林斤澜、邓友梅、谌容、葛翠琳以及漫画家李滨声等人应邀前来。类似的聚会随着落难文人的回京在新时期之初频频举行。这一次的特别之处在于，“出于难忘少年时的友谊和对浩然自省的期盼”①，从维熙邀请了处境艰难的浩然。 在从维熙的叙述中，浩然接到电话颇为意外，激动地夸赞从维熙“真是情义中人，还能记起我来，并请我去你家”。待从维熙通报其他受邀者的姓名后，浩然有片刻犹豫，最后回答说，“去，一定去！”②从流传的聚会照片可以看出，众人相聚在斗室之中，或斜倚着身子或前后错落，挨肩擦背地坐在一起。或许是刘绍棠正在讲一件在运河滩上放牧的趣事，大家一致扭转着把目光投向他，哈哈大笑。话题可能引起了王蒙的兴趣，握着水杯的右手微微伸向前方，做了一个回应的姿态。在一群黑、灰色装扮的文人中，浩然穿着一件草绿色的军便装上衣，双手端着水杯，津津有味地听着。邓友梅似乎要参与到聚会的中心话题中去，向前探着身子，左手自然地搭在浩然的右肩上……当晚，王蒙大谈新疆有别于内地的民俗，从维熙则说他曾在三伏天全裸地干过活云云。一如被照片定格下来的场景，聚会相当愉快。 可是，在表面的一派和睦之下，一种不易察觉的历史和私人情绪却在悄然地滋生、潜伏、暗涌。这种轻松的氛围很大程度上是为浩然的“量身定制”，如从维熙所说：“我很理解这种气氛的形成，全然在于有浩然在场(在此之前，燕祥与王蒙曾到我那间只有八平方米的小屋去看我时，谈的则多是二十年的内心伤痛)。我觉得友人们的心态很好，没有任何一块‘狗屎’，吐出恶臭的话语，让浩然脸皮发烧。”③ 上述聚会名单中，浩然之外，除了林斤澜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其余各位全都有错划右派、改正回京的经历。按照文学史的说法，即为“归来”的一代。政治环境的转变以及共同的经验使他们形成一个具有排他性的情感共同体。在这样一个历史重评的关头，他们在互相倾诉中舔舐伤口，寻求认同。而浩然作为“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中的“一个作家”，他的走红经历是和这些文人的受难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与现实的反转中，他的名字连接着两种人生甘苦，就像不乏政治隐喻的军便装一样，与此类文人聚会并不搭调。于是，在多年后面对采访者时，对于这次聚会，浩然道出了隐秘的心声：“觉得虽然在创作上不是一个路数，共同语言不多，但面子上都过得去。”④从维熙对此不满，披露了邀请浩然时的一段插曲：“他这两句灵魂自白的话，着实刺激了我的中枢神经：我真太重情了，当时有的文友并不赞成我请他来，我说进入历史新时期了，浩然会有个自省自识的，还是以诚待人请他过来吧！”⑤ 若不是浩然的表述与从维熙的恼火，文坛上的这段往事或许仍旧会停留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想象中。殊不知，劫波度尽之后，人生浮沉反而催生出新的芥蒂与隔阂。浩然在创作上无法被归纳到某一潮流之中，在人际交往上又与同代作家的主流圈子有意疏离。于是，“孤介不群”约莫便可形容1978年之后的浩然在文学史中的形象。“介”在甲骨文中的释义是披甲侧立的军士，正映衬着他这种带有戒心的防备姿态。相对于从维熙组织的文人聚会，他在和农民的相处中，才能感到由衷的愉快，体会到“群”的感觉。同样的时间段里，他和萧永顺(萧长春的人物原型)的交往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他把我拉到家里，拿出最好的吃的款待我，像办喜事儿似的把我所喜欢的农民朋友都召集来，一同开怀畅饮……”浩然动情地感慨，“这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关心，真正的支持和爱护”。⑥ 两相对应，其间的感情态度判若云泥。问题是，从维熙为什么会对浩然的表述如此动怒？浩然又因何会形成两种迥异的感受？进而言之，他的这种精神气质与他在1980年代的文学活动又有着怎样的联系？作为一个在当代文学中具有“样本”意义的作家，浩然虽然经历了“重评的反复”，但并没有从争议中沉淀下来。⑦笔者以为，相对于政治/审美评价范式的左右摇摆，或许重新将视角落实到被略过的“作家论”的层面方能够走进浩然的世界，建构出整体的浩然形象。 二 1978年的浩然肖像 从维熙的恼火源自对浩然“以怨报德”的愤慨。这种感觉的产生首先要从浩然在1978年的处境谈起。对于个体而言，历史并不总是在同一个平面上展开。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即使是“光明”也很难让人间同此悲欢。今天，“新时期以来……”作为国家意义上的历史纪年法，已经沉淀为表述历史转折的一个基本句式。而浩然却仿佛是一位时间的不感症者，对于新时期有一套自己的纪年方式：“自我遭难以来……”⑧在文学的新时期，浩然遭遇了人生的低谷： 我明白风向变了，大家不欣赏我了。苦闷和寂寞成了那段生活的主要特征。有一天老朋友梁秉堃到月坛北街来看我。我去书店没在家，回来时看到他，我竟握着他的手流下了眼泪，很久没有人来看我了。老梁劝慰我说，你没有害人，你可以度过这一关的。(浩然：《浩然口述自传》) 1978年，对父亲来说是有生以来最暗淡、最可怕的一年。(梁秋川：《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 1978年元旦，《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光明的中国》，指出在新的一年将展开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把被他们颠倒过来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统统纠正过来”，预示着“拨乱反正”的工作将会进一步深入。加之1977年12月底胡耀邦履新中组部，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一如社论乐观的论断，“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
